1962年，“中国氢弹之父”于敏回到家，妻子眼神冰冷陌生：“大叔，你找谁？”于敏转头看向身后，喉头哽咽：“你叫我大叔？” 门框上的春联还留着去年的残红，屋里的陈设和他三年前离开时几乎一样，可眼前的妻子孙玉芹，眼角多了几道细纹，眼神里满是警惕与疏离。 于敏下意识攥紧了口袋里磨得发亮的工作证，照片上的人头发整齐、面色红润，和此刻风尘仆仆、鬓角泛白的自己判若两人。他这三年不是在外漂泊，是钻进了西北戈壁的秘密科研基地，为了国家的氢弹事业隐姓埋名。国家保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的科研人员，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工作地点、研究内容，哪怕是最亲近的家人。他记得离家那天，只跟妻子说“单位有重要任务，可能很久不能联系”，没敢说要去做什么，更没敢说能不能活着回来。孙玉芹当时没多问，只是默默帮他收拾行李，往他包里塞了好几包常用药，可谁能想到，这“很久”就是三年，久到她认不出自己的丈夫。 于敏的声音带着难掩的沙哑，他想解释，却又被保密纪律堵得说不出话。只能看着妻子那双曾经满是温柔的眼睛，如今写满了疲惫和疑惑。他知道，这三年孙玉芹过得有多难。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老人要赡养，孩子要照顾，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撑着。有一次基地偶尔传来消息，说家属们因为联系不上亲人，有人偷偷抹泪，有人甚至怀疑丈夫是不是出了意外，孙玉芹却从来没跟组织提过任何要求，只是每月按时去单位领那点微薄的抚恤金，默默扛起了整个家。这些细节都是后来同事无意中跟他说的，每听一句，他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 谁能想到，这位后来在氢弹领域做出惊天贡献的科学家，当时只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原本是研究理论物理的，在国际上都小有名气，国外名校多次递来橄榄枝，承诺优渥的待遇和先进的科研条件，他却一口拒绝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着核讹诈的威胁，没有核武器，就没有话语权，老百姓就没法安安稳稳过日子。于敏心里清楚，个人的学术成就再高，也不如国家强大来得实在。所以当组织找到他，让他转行研究氢弹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哪怕这意味着要放弃自己深耕多年的领域，从零开始，哪怕要隐姓埋名，与家人隔绝。 基地的条件比想象中更艰苦。没有先进的计算机，所有的数据计算都要靠算盘和手摇计算器，几百个科研人员对着堆积如山的手稿，日夜不停地演算，一个数据错了，就要全部推翻重来。戈壁滩上风沙大，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掺着沙子的窝头，冬天冷得能冻裂窗户纸，夏天热得像蒸笼。于敏常常一熬就是一个通宵，眼睛布满血丝，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体重掉了十几斤。可他从来没抱怨过，只要想到国家能早日拥有氢弹，想到老百姓能摆脱核威胁，他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孙玉芹慢慢认出了他，眼泪唰地就掉了下来，抬手想摸摸他的脸，又怕这是幻觉。于敏上前一步，紧紧抱住妻子，喉咙里的话还是说不出口。他不能告诉她自己这些年在做什么，不能告诉她经历了多少危险和困难，只能一遍遍地说“对不起”“让你受苦了”。那一刻，所有的艰辛、所有的委屈，都在家人的拥抱中化为乌有。 科研工作者的奉献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背后是无数个家庭的默默付出。于敏隐姓埋名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里，他错过了孩子的成长，错过了陪伴老人的最后时光，甚至在父亲临终前，都没能回去见一面。他心里有愧疚，有遗憾，但他从不后悔。因为他知道，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像他这样的科研人员，有千千万万个像孙玉芹这样的家属，中国才能在短短几年内相继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才能在国际上挺直腰杆。 我们总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于敏们的负重，是隐姓埋名的孤独，是与家人隔绝的思念，是在艰苦环境中攻克难关的执着。他们不是超人，只是一群心怀家国的普通人，却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屏障。当时的中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不计个人得失、为国奉献的科学家，才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快速实现国防现代化，让老百姓不再受外敌欺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