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要吸取从甲午战争到918再到77事变的经验教训。中国总是退，总是忍让；最让人头疼的是，中国从来没有灭亡日本的军事计划与准备。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是过分的善良和平。 但是日本1000年来，制定的灭亡中国的计划和实际准备却是非常充分。我们就是把日本人想的太好了，从来都是；所以1000年来一直吃亏。 从唐宋时期的倭寇袭扰东南沿海开始，日本对中国的觊觎就从未停歇，那些手持刀枪的海盗，本质上就是日本对外扩张野心的早期试探。 而当时的中国，即便国力强盛，也只是被动防御、驱逐了事，从未想过要主动出击端掉这股祸乱的根源，总觉得“息事宁人”就能换来海疆安宁。 这种根植于农耕文明的和平惯性，让我们一次次对日本的恶意选择了宽容，却没想到这宽容在对方眼里，全成了可欺的信号。 到了近代，这种“把对方想太好”的认知偏差，更是让中国吃尽了苦头。甲午战争前，清廷明知日本在疯狂扩军备战，却还抱着“以夷制夷”的幻想，寄希望于列强调停，军队备战消极，甚至下令“避战保船”。 反观日本，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举国上下节衣缩食支持海军建设，提前多年就开始搜集中国沿海的水文资料、军事部署情报，连清军将领的性格喜好都摸得一清二楚。 当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签下《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时，才惊觉对方的目标从来不是“争夺朝鲜宗主权”那么简单，而是要一步步瓦解中国的国力。 可即便如此，中国社会依然没有形成对日本的警惕共识，反而有人觉得“日本只是想分一杯羹，不会真的灭亡中国”。 这种忍让的惯性，在九一八事变时达到了极致。日军以荒唐的“柳条湖事件”为借口炮轰沈阳城，国民政府却下达了“不抵抗命令”，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裁决。 要知道，当时东北军的兵力远超驻东北日军，即便装备稍逊，也绝非毫无抵抗之力。 可正是这一退，让日本在三个月内就占领了整个东北，数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更讽刺的是，日本为了长期占领东北，早就制定了详细的殖民计划，从移民垦殖到文化奴化，从资源掠夺到军事布防，每一步都规划得滴水不漏。 而中国这边，直到东北沦陷，都没有出台过任何针对日本侵略的长期反制计划，甚至还在内部忙于内战，把“和平解决”的幻想抱到了最后。 七七事变的爆发，更是把“过分善良和平”的代价推到了顶点。事变初期，中国还在试图与日本“协商解决”，希望划定“非军事区”来换取暂时的安宁。 可日本早就把全面侵华的计划刻在了骨子里，从明治维新后颁布的《大陆政策纲要》，到侵华日军的“华北驻屯军”部署，再到对中国军工企业、交通干线的精准侦查，所有准备都指向了“灭亡中国”这一最终目标。 当日军的坦克碾过北平城墙，当战机轰炸南京街头，中国人才彻底明白，对侵略者的忍让，就是对自己国民的残忍。而这时候再组织抵抗，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只能在装备落后、补给不足的情况下，用血肉之躯去填补之前妥协退让留下的窟窿。 反观日本这1000年来的操作，从来都是“目标明确、准备充分”。古代倭寇袭扰时，背后有日本地方藩主的暗中支持；近代侵华前，有明治政府“失之于欧美，取之于亚洲”的战略定位；全面侵华时，有详细的作战地图、占领区治理方案，甚至还有专门培养的“中国通”深入各地搜集情报。他们从不会因为中国的忍让而收敛野心，反而会把每一次退让都当成“对方软弱可欺”的证明，进而制定更激进的侵略计划。 我们总说“以史为鉴”，但真正的借鉴，绝不是记住仇恨，而是看清人性的复杂和野心的膨胀。中国的善良和平，从来都不是错，但错在把这种善良和平当成了对侵略者的“通行证”，错在从未想过“以战止战”的底线在哪里。 1000年来的吃亏经历告诉我们：对心怀恶意的对手，过度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没有足够的警惕和实力准备，再美好的和平愿望都是泡影。 如今，时代变了，中国早已不是当年任人宰割的弱国，但那段历史留下的教训依然振聋发聩。我们不需要制定什么“灭亡日本的计划”，但必须有“让日本不敢再犯”的实力和决心。 不能再把对方的任何挑衅当成“偶然事件”，不能再用“和平幻想”代替实际的国防准备。只有让对方清楚地知道，任何针对中国的恶意行为，都会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才能真正守护住我们想要的和平。 说到底，善良需要锋芒，和平需要铠甲。1000年来的吃亏，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强大，而是因为我们总把对手想得太好，总在该强硬的时候选择了退让。 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对抗，而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让我们的善良，不再成为被人利用的弱点；让我们的和平，不再需要用妥协来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