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深秋的北京胡同，钱学森刚跨进家门，就被妻子蒋英堵在院里。 “三个月不回家，外面有女人了吧？”蒋英抱着胳膊，语气里带着气。 那会儿的保密制度严得很。 钱学森6月去戈壁时，只跟家里说“临时出差”。 签《保密承诺书》那天，他在办公室坐了很久，钢笔尖在纸上戳出个小坑。 后来蒋英去单位问，同事支支吾吾只说“保密原因，联系不上”。 她在办公楼后的花坛边坐了一下午，看着月季花瓣被风吹落，眼泪把衣襟洇湿了一片。 10月16日那天，蒋英去王府井买东西，突然听见报童喊“号外！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她挤进去抢了张报纸，手抖得差点拿不住。 照片上的蘑菇云在戈壁上空翻滚，她猛地想起钱学森走前那晚，在台灯下写材料，铅笔在纸上画着类似的弧线，嘴里念叨“这个角度，稳定性最重要”。 钱学森回家后，从提包里拿出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些焦黑的土块。 “试验场带回来的，”他递给蒋英，“你看这颜色，是冲击波灼烧后的痕迹。” 蒋英捏着瓶子对着光看，突然笑了：“原来‘蘑菇云小姐’长这样。” 钱学森也笑了，伸手擦掉她眼角的泪，“让你担心了。” 其实蒋英没闲着。 钱学森忙得顾不上家时，她把西方航空工程文献翻译成中文，字写得工工整整。 有次钱学森翻到她译的《飞行器动力学》，在页边写了行小字：“这里的气动系数算得比我还准”。 后来这页纸被蒋英剪下来，夹在乐谱册里，成了两人心照不宣的秘密。 现在军工研究所的年轻人们，大概很难想象当年的日子。 有次我去参观钱学森故居，看见那盏1964年的台灯还摆在书桌上，灯座上有个小缺口，是钱学森当年不小心用计算尺磕的。 讲解员说，蒋英晚年常坐在这盏灯下，翻钱学森的手稿，一看就是一下午。 那天钱学森展示焦土样本时，台灯的光刚好照在玻璃瓶上，土块的纹路在墙上投出细碎的影子。 蒋英后来在日记里写：“那些影子像跳动的音符，和他算的弹道曲线一样，都是写给国家的情书。” 如今东风导弹的尾焰照亮夜空时，总让我想起那盏台灯，信任和理解，从来都是最坚固的铠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