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日本老兵表示，如果中日还好打仗的话，那么自己拼上这把老骨头都要去。这些老兵大多经历过二战，身上刻着战争留下的印记。按常理来说，亲历过战火的人，本该最懂和平的珍贵。但这部分人的表态，却和这种普遍认知形成了反差。 二战期间，日本军方通过学校和媒体大力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将对外军事行动描述为帮助亚洲国家摆脱殖民的正义行为。许多士兵在入伍前就接受这种教育，认为执行国家命令是军人最高义务，忠诚高于个人判断。战场上，他们面对激烈作战，身上留下枪伤或疾病痕迹，这些成为日后讲述经历的证据。 战败后，日本接受盟军占领，东京审判处理部分高层，但基层军人多未受追究。战后改革虽解散旧军，却未彻底清除旧理念。许多退役士兵返回社会，保留原有信念。右翼组织逐步活动，邀请这些人参加聚会，分享战场故事，进一步强化他们的观点。日本历史教育避开具体加害细节，导致部分军人立场未转变。 这些军人晚年携带旧伤，在公开场合展示痕迹，作为证明过去的依据。战时训练强调坚持，视投降为耻辱，这种教育在战后延续影响。相比德国的全面清算，日本处理方式留下了遗留问题。 部分二战退役军人坚持将过去行动视为正当。他们受战时宣传影响，将扩张视为援助。战后未全面接受审判结论，许多人认为服从命令无需额外责任。 这种表态出现在媒体或团体活动。一位曾在战场服役的91岁老人，在接受访问时指出，如果形势变化，他认为自身经验仍有价值，可指导后辈。该老人归国后受关注，报道其坚持行为，却少提当地伤亡。 另一位老兵表达类似观点，强调军人本分是服从，战后社会变化使国家力量减弱。如果出现威胁，他认为有义务回应。这种立场源于战时训练，忠诚高于判断。 这些表态常强调经验能在潜在冲突中作用。他们将中日关系视为警惕对象，认为中国实力增长构成挑战。右翼组织利用这些言论，推动国防议题，主张增加军备。军人参与活动时，听众包括支持者，认可这些观点。 战后日本未建立全面反思机制，历史教育淡化加害事实，导致部分军人保留原认知。他们视战败为外部强加，非自身错误。采访中，他们重复国家召唤即响应的话语，忽略对邻国伤害。 某些军人出版回忆录，描述生存细节，强调坚持意义。这些书籍影响部分读者。右翼团体引用内容，组织讲座，军人讲述经历。活动现场，他们展示旧物，听众包括年轻人。 这种表态与预期相反。经历战争的人通常避免冲突，但这些军人受教育影响，将潜在对手视为威胁。他们指出，日本被误解，责任不全在己方。如果中日紧张升级，他们认为有责任贡献力量。 部分军人支持宪法修改，主张恢复国防自主。他们视和平宪法为限制，呼吁重振精神。右翼政客引用军人故事，推动政策。表态常在时局变化时出现，如军费讨论中，他们表示经验可传授。 这些言论引发分歧。一些人视韧性为正面例子，另一些人指出回避责任。媒体报道聚焦对社会变迁不满，却少讨论历史教训。军人坚持观点源于战时影响，在某些圈子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