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左右，大上海第一交际花“上海舞后”李丽，开始陪睡名日本军官就寝，以身体换取机密情报，消灭日本10艘运兵船。抗战胜利后，被骂女汉奸，她不解释半句。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全国，上海一片欢腾。可对李丽来说，好日子并没来。 她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惩治汉奸的嫌疑人名单上。 没过几天，她就被逮捕，在拘留所里待了半个多月。 走在街上，过去奉承她的人，现在都绕着走，还有人朝她身上泼墨水，指着鼻子骂她是“卖国贼”、“狐狸精”。 就连从小收养她的奶妈李婶，也跟她断了关系，觉得她丢尽了脸。 可问题来了，她真是汉奸吗？事情远没那么简单。就在李丽沉默面对审讯时，军统的旧部正在为她奔走。 他们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一本尘封的密码本，上面一个代号“夜莺”和李丽的情况完全对得上。这下，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 时间要倒回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曾经歌舞升平的百乐门，成了日本军官和汉奸们的销金窟。 李丽，这位被誉为“上海舞后”的交际花，每天开着红色敞篷车，周旋于各色权贵之间。 她精通英语、日语，谈吐不凡，很快就引起了日本关东军头目土肥原贤二等人的注意。同样，军统也注意到了她。 1938年，李丽借故跑到重庆，有人把她秘密引荐给了戴笠。戴笠当时正在策划一个大胆的计划，代号“风月上海”。 他看中的，就是李丽的交际花身份和她在上海滩的人脉。 戴笠问她敢不敢回去，回到那个已经沦陷的上海，为国家做事。李丽答应了。 随后，她接受了整整三个月的特工训练，学习密写技术、收发电报、枪械使用和化装技巧。三个月后，她化名“谭某某”，重返上海滩。 她的战场，不在枪林弹雨的前线，而在百乐门的舞池里，在日军高官的酒杯旁，甚至在他们的床上。 她与松井石根、冈村宁次这些日军高级将领虚与委蛇，和川岛芳子、丁默邨这些铁杆汉奸称兄道弟。 情报，就用密写药水写在丝帕上；密码，就藏在她华丽的首饰里；有时候，轻轻动一下耳环，就是传递紧急信息的暗号。 她通过洗衣房、黄包车夫这些不起眼的渠道，一次次将生死攸关的情报送出去。 最惊险也最成功的一次，是在1940年。 李丽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那里，用身体换来了一个绝密情报：一支日军运兵船队的具体航线和出发时间。 情报立刻被送出。几天后，长江口方向传来巨响，10多艘日军运兵船被我方伏击，悉数沉没，上千名日本兵葬身鱼腹。 事后，戴笠都忍不住称赞，说这是“床头情报的最高境界”。 说到这你可能以为她顺风顺水，其实每一次行动都是在刀尖上跳舞。 有一次，她去见一个汉奸，错拿了另一位日本军官给她的名片，眼看就要暴露。她急中生智，当场撒起娇来，硬是把对方糊弄了过去。 还有一次，为了躲避临时搜查，她把一张写满情报的密写纸，硬生生吞进了肚子里。 公众看她每天穿着旗袍，开着跑车，跟日本人出双入对，都骂她没有骨气，是民族的败类。 没人知道，她窃取了日军“沪郊碉堡工程”的动工时间；没人知道，她记下了“特别军需物资分布图”的关键信息； 更没人知道，她曾在寒冬的深夜，为了躲避追踪，一个人在冰冷的仓库里冻得几乎失去知觉。 她执行了27次任务，送出了19份关键情报，这些功绩，当时都不能说。 直到1945年底，军统才公开为她正名，洗刷了她的“汉奸”骂名，并授予她一枚“忠贞勋章”，晋升为少将情报顾问。 在授勋仪式上，记者们围着她，想让她讲讲潜伏的故事。 她穿着一身素雅的白旗袍，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用风月做掩护，只因敌人喜欢风月。” 本以为苦尽甘来，但很快事情又变了。 1946年，戴笠乘坐的飞机失事，这位唯一完全掌握她潜伏功绩和所有秘密的最高长官没了。李丽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塌了。 她在日记里只写下四个字：“欲哭无泪”。她心灰意冷，不久后便退出了军统，嫁给了一位京剧票友章英明，随后移居香港。 1955年，李丽辗转定居台湾，从此深居简出，几乎断绝了所有社交。 晚年，她开始撰写回忆录，书名叫《误我风月三十年》，想把那段被误解的岁月记录下来。 可惜的是，部分手稿因为种种原因被删改甚至销毁。 直到2002年，这位92岁的老人在台北悄然离世，她的故事依然没能完全被世人知晓。 又过了几年，她的儿子将回忆录整理出版，这位“抗日女英雄”的传奇经历，才终于真相大白。 从北平的孤女，到上海的舞后，再到功勋卓著的王牌特工，最后背负骂名归于沉寂。 李丽用她的一生，诠释了情报工作的残酷与伟大。 她的功绩，不应该被“风月”二字轻易掩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