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翚想当太宰，鲁隐公说我只是摄政，等公子允继位给你封，翚又建议鲁隐公干脆杀掉允，老实的鲁隐公不忍心，公子翚害怕公子允以后知道，索性找到公子允说:隐公让我来杀你，不如我帮你先杀了他！ 故事始于一场不符合礼法的继位。公元前722年，鲁国第十三代国君鲁惠公去世。惠公正妻无子，庶长子息（即鲁隐公）成年且贤明，但惠公生前却为宠妃仲子所生的儿子允（即后来的鲁桓公）聘娶了宋国女子。因允年幼，鲁国贵族共同拥立息姑以摄政君身份暂代国政，史称鲁隐公。 隐公的处境非常特殊。《左传》记载，他深知自己只是“摄也”，并非正式国君。他执政十一年间，行事谨慎，常以“寡人虽其父兄”自谦。然而，“摄政”这个模糊的身份，既赋予了他权力，也埋下了致命的祸根——对真正有继承权的公子允而言，这位摄政的伯父，究竟是保护人，还是篡位者？不同的利益方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公子翚，字羽父，是鲁国宗室，在隐公时期深受重用，执掌兵权。公元前715年，隐公派他带兵助齐国攻打郑国，事后齐僖公竟将本应送给鲁君的礼器“郜大鼎”直接赠与公子翚。公子翚坦然接受，这已显露出他日渐膨胀的权势与骄横。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两年后。公元前713年，在“矢鱼于棠”（前往棠地观看捕鱼）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之后，公子翚看到了攫取更大权力的机会。他秘密求见隐公，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请为君杀子允，君以我为太宰。” 这句话直白而血腥：百姓已习惯您的统治，您就正式即位吧！我请求替您杀掉子允（即公子允），您让我做太宰（执政大臣）作为交换。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交易：用弑君的罪恶，换取最高的官位。然而，公子翚错估了隐公的为人。隐公听闻，震惊而坚决地拒绝：“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 意思是，我代政正是因为允年幼，现在我已准备还政于他。我连退休养老的住所（菟裘）都在营建了，怎会做此不义之事？他严正告诫公子翚不得再有此念。 这次秘密交易，因隐公的拒绝而陷入僵局。公子翚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之中。他的弑君提议已被国君知晓，一旦隐公真的还政于子允，或者仅仅是将这个提议透露半分，他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恐惧迅速转化为更深的恶意。公子翚当即做出了一个狠毒的决定：转身去见公子允，诬告隐公。 他对公子允说：“隐公见您年长，恐将加害于您，请您早做打算。请允许我为您除去隐公！” 年轻的公子允听信了这番挑唆，默许了他的计划。 弑杀行动在当年十一月迅速展开。时为隐公十一年冬，隐公祭祀一位保佑他生母的巫师（“有事于钟巫”），并在社圃斋戒后，住宿于大臣寪氏之家。公子翚趁此防卫相对松懈的时机，派刺客潜入寪宅，刺杀了这位摄政十一年的国君。随后，公子翚立刻立公子允为国君，即鲁桓公。为了掩盖罪行，他们反过来污蔑寪氏为凶手，并大肆捕杀寪氏族人。 鲁国史官在记载这场巨变时，面临巨大的压力。《春秋》原文仅以六个字冰冷带过：“十一月壬辰，公薨。” 绝口不提凶手与地点。然而，孔子在编修《春秋》时，通过精微的“笔法”揭示了真相。在记载更早的“公子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一事时，他特意不按惯例称其为“公子”，而是直呼其名“翚”。这就是著名的“翚帅师”笔法。 《左传》解释：“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 一个“疾之也”（憎恶他），表明史官早已将公子翚视为目无君上、专横跋扈的乱臣贼子。通过这种“不称公子”的贬斥，将其弑君的罪行在更早的记载中便定了性，也为后来隐公之死的真相埋下了伏笔。而隐公被弑后，鲁桓公与公子翚并未按国君之礼为其举行国葬，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这场弑君的不义。 公子翚的阴谋暂时成功了，他成为了鲁桓公朝中权倾一时的太宰。然而，弑君者与纵容弑君者，皆难逃历史的惩罚。十五年后，鲁桓公携夫人文姜访问齐国，文姜与齐襄公的私情引发惊天丑闻，齐襄公竟派人将鲁桓公谋杀于车中。鲁国再次迎回一位在弑父阴影下即位的国君（鲁庄公）。而公子翚，这位开启鲁国一系列弑君恶例的权臣，最终也在史书中黯然消失，想必也未得善终。 鲁隐公的故事，是春秋初期政治伦理滑坡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展示了在权力面前，即便是一位信守承诺、无意僭越的摄政者，也会因他的存在本身“妨碍”了某些人的欲望而遭到清除。公子翚从“请杀”到“惧反谮”的行为逻辑，更是将政客的贪婪与恐惧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一事件与稍早的“郑伯克段于鄢”、州吁弑君等相连，共同勾勒出“礼崩乐坏”时代初期，各国内部君臣相弑、父子相残的混乱图景。隐公的悲剧在于，他以谦让之心行权宜之事，最终却成为了旧秩序崩解过程中，被野心吞噬的第一批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