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总回忆，红军长征打到遵义icon后，为了进行修整补充体力，给士兵们一人发了5角“伙食尾子icon”，让他们自己去街上买点好吃的。有一个新加入的战士用这笔钱吃了一次肉，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说：“跟着红军能吃上肉，这辈子值了！” 没人能体会，这5角钱在1935年的遵义，到底有多重的分量。那时的红军刚经历湘江战役的惨烈，八万多兵力锐减到三万余人，战士们身上的军装补丁摞补丁，脚上的草鞋磨得露了脚趾，很多人还带着枪伤、冻伤，一路靠吃野菜、煮皮带艰难前行。这5角“伙食尾子”，不是凭空来的，是红军军需部门精打细算，从每人每天几分钱的伙食费里一点点结余下来的，是整个部队省吃俭用攒下的“家底”。 那个逢人就夸的新战士，名叫王小柱，是遵义本地的穷苦农民，参军还不到半个月。他家住遵义城外的山坳里，父母早亡，从小跟着爷爷靠租种地主的田地过日子，一年到头忙下来，连粗粮都吃不饱，更别说吃肉了。红军进城时，他正被地主逼着还债，看到红军战士不抢东西、不打人，还帮老百姓挑水、扫地，当场就拉着爷爷的手说：“我要跟着红军走，至少能有口饭吃。”爷爷抹着眼泪点头，把家里仅有的半袋红薯塞给他，千叮万嘱“跟着队伍别闯祸”。 拿到5角钱的那天，王小柱攥着纸币，手心都出了汗。他跟着老兵们逛遵义街头，看到路边的小吃摊冒着热气，有卖米糕的、卖汤圆的，还有一家肉铺挂着新鲜的猪肉，香气直往鼻子里钻。老兵们大多买了杂粮或者盐巴，想着后续行军能派上用场，只有王小柱站在肉铺前挪不动脚。肉铺老板是个实诚人，看到他穿着破烂的军装却眼神干净，主动问：“小兄弟，要割点肉？5角钱能买半斤，够你吃顿饱的。” 王小柱咬了咬牙，从怀里掏出那叠被攥得皱巴巴的纸币，买了半斤猪肉。老板特意多给了他一小块，还帮他找了家小饭馆，让老板帮忙煮熟。当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肉端上来时，王小柱看着油光发亮的肉片，眼泪差点掉下来。他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块，放进嘴里慢慢嚼，肉香在舌尖散开，那种满足感让他浑身都暖了。这是他长到16岁，第一次正经吃一顿肉，没有盐巴的苦涩，没有野菜的腥味，只有纯粹的肉香。 吃完肉，王小柱揣着剩下的骨头（想留给战友尝尝），兴高采烈地跑回驻地。碰到路过的指导员，他拽着人家的袖子说：“指导员，我吃上肉了！红军真好，跟着红军真能过上好日子！”碰到一起参军的同乡，他又眉飞色舞地描述肉有多香，说得同乡直咽口水。朱老总正好路过，看到他那股高兴劲儿，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小鬼，以后跟着红军，不仅能吃上肉，还能让天下的穷苦人都吃上肉！”王小柱使劲点头，把这句话牢牢记在了心里。 其实，红军的“伙食尾子”制度，早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实行了。那时红军就定下规矩：伙食费由士兵委员会管理，账目公开透明，每个人每天的伙食费标准是大洋三分，节余的部分就作为“伙食尾子”，定期分发给战士们。这种制度看似小事，却体现了红军的民主精神——官兵一致，谁也不多拿一分，谁也不少得一文。朱老总后来回忆时说：“别看这几分钱、几角钱，它让战士们觉得自己是部队的主人，这种信任比什么都重要。”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这5角钱带来的不仅是一顿肉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慰藉。王小柱后来跟着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一路爬雪山、过草地，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一顿肉，但他始终记得遵义街头的那碗肉，记得朱老总的承诺。有一次过草地，部队断粮了，他和战友们挖野菜吃，挖到一根烂草根，他还笑着说：“等革命胜利了，我要天天吃肉，让咱们红军的弟兄们都天天吃肉！” 遗憾的是，王小柱没能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在飞夺泸定桥的战斗中，他作为突击队员，冒着敌人的炮火攀爬铁索，被子弹击中了胸膛，牺牲时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没吃完的干硬米糕。战友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贴身的口袋里，还装着那5角钱剩下的一点点零钱，以及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是他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的：“跟着红军，值了。” 朱老总每次回忆起这件事，都忍不住眼眶发红。他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们的战士太淳朴了，一顿肉就能让他们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跟着红军，不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能吃饱饭、不受压迫，为了让子孙后代能过上好日子。”正是这种朴素的信念，支撑着红军战士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奇迹。 这5角“伙食尾子”，见证了红军的优良作风，也见证了军民鱼水情。它告诉我们，一支军队只要心里装着人民、尊重士兵，就能凝聚起无穷的力量。今天的我们，早已不用为一顿肉发愁，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那些为了让我们过上好日子，连一顿饱饭都难得的革命先烈。他们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幸福生活，值得我们永远珍惜；他们身上的淳朴与忠诚，值得我们永远传承。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