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大授衔中，杨宗胜认为，以他的资历和职务，可能是中将，最差是少将，结果只授大校，气得他一辈子不穿大校军装！ 杨宗胜资历很深，他是1930年的老红军。 那一年他才二十出头，提着一杆老套筒就跟着队伍闹革命，从鄂豫皖的山沟里一路打出来。反围剿时他扛着炸药包炸碉堡，子弹擦着头皮飞过去，他眼皮都没眨一下；长征路上啃树皮嚼草根，雪山草地磨掉了他几层皮，硬是没掉队半步。论资历，他是红军时期就扛枪的老革命，论战功，他身上的伤疤就是最硬的勋章。 抗日战争打响，他又成了太行山上的抗日猛将。带着游击队端炮楼、割电线，把日军的补给线搅得鸡犬不宁。有次伏击战，他带着战士们在山坳里蹲了三天三夜，渴了就喝山泉水，饿了就啃冷窝头，硬是等来了日军的运输队。一仗打下来，缴获的枪炮弹药堆成了小山，当地百姓都喊他“杨大胆”。 解放战争那会儿，他已经是师级干部，跟着大部队南征北战。渡过黄河天险，突破敌人防线，最惨烈的中原突围战役里，他的儿子杨应九牺牲在战场。他强忍着丧子之痛，掩埋好儿子的遗体，转身又率军冲向了突围的前线。新中国成立后，他身居要职，管着一方军政，论职务论贡献，在他眼里，授个少将那是板上钉钉的事，运气好点，中将也不是没可能。 谁成想，1955年授衔名单一公布，他的名字后面跟着的竟是“大校”二字。 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正和老战友喝茶聊天，一看名单上的军衔，当场就红了脸，猛地一拍桌子：“我不服！” 老战友们赶紧劝，说授衔有规矩，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可杨宗胜听不进去，他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军人的荣誉，那些出生入死的日子，那些九死一生的战斗，怎么就换不来一颗将星？ 打那以后，他真就再也没碰过那套大校军装。 别人劝他，说大校也是高级军官，没必要较真。他梗着脖子回：“我杨宗胜的命，是在战场上拼出来的，该是什么级别就是什么级别，这军装我穿不惯！” 平日里他要么穿便装，要么穿旧的军装，就是不肯换上那套印着大校军衔的新军装。家里人把军装收在箱子里，盼着他哪天回心转意，可直到他去世，那套军装还是崭新如初。 其实回头看，1955年的授衔本就是一次复杂的平衡。当时全军将士百万，将星名额有限，更关键的是，后勤干部的军衔普遍低于一线作战军官。杨宗胜长期负责后勤保障工作，1952年定的是副军级，这个级别可授少将也可授大校，多重因素叠加，最终定格成了大校。和他一样资历的老革命，不少人也因为类似原因，接受了低于预期的军衔。 后来他主动请缨去了新疆，在建设兵团任副司令员，扎进戈壁滩里开荒种地、修渠引水。风沙吹老了他的脸，却没磨掉他骨子里的执拗，只是他再也没提过军衔的事。他把余生都献给了边疆建设，看着一片片荒地变成良田，看着兵团战士们扎根边疆，他眼里的光，又亮了起来。 这股子执拗，说他倔也好，说他真也罢，其实都是军人骨子里的那股傲气。他们把荣誉看得比命还重，把战场上的功劳看得比什么都金贵。杨宗胜一辈子不穿大校军装，不是耍脾气，是不服，是不甘，更是对自己戎马一生的一种较真。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