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一路诸侯”的宋时轮。宋时轮上过黄埔，但不是井冈山的班底，也没有参加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他是靠近赣西南一带，后来编入红六军的一支规模不大的游击队的领导人，这就是宋时轮也是“一路诸侯”的由来。 宋时轮是个硬骨头。 起步并不显眼，既不是井冈山的第一批骨干，也没在南昌起义、湘南起义里露过面。 二十多岁时，只在赣西南拉起三十多人的小游击队，在山沟里同地方武装周旋，后来编入黄公略领导的红六军，这样的出身，只能算是从边角往中间挪。 一九〇七年，他生在湖南醴陵，少年时看惯旧社会的压迫。 一九二五年十八岁，参加共青团，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六年考进黄埔军校第五期，训练紧，战术、枪械都从头练，当年转成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局势陡变，他因为党员身份被捕，在监狱里关了一年。党组织把人救出来，他没找安稳差事，而是一九二九年回到湖南，在老家凑起三十多号人，合成一支游击队。枪少、人少、粮少，只能边打边发动群众，这支队伍后来并入红六军，成了湘鄂赣根据地的一支武装。 到中央苏区，他当过红三十五军参谋长，参加反“围剿”。 一九三一年春，在第二次反“围剿”的富田战斗中，他用诱敌深入，把国民党保安第二师拖进圈套，打垮对方，还活捉师长李向荣。这仗后，他对敌后作战、根据地防守的路数更拿得准。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日军南下，平津很快沦陷，华北局势吃紧。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从陕西三原、富平一带东渡黄河奔赴山西前线作战。那时宋时轮担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带部队来到雁北，组建雁北支队，在敌后落脚。 一九三七年九月，朱德找他谈话，说是根据毛泽东指示，总部要他带一部分人深入雁北敌后开辟根据地，要在敌人后方搅得日军不得安宁。 宋时轮领了任务，带队北上。 平型关大捷的喜讯传来，他心里明白，要在雁北站稳脚，得打出几仗硬仗。 一九三七年十月，忻口战役打得紧，他率七一六团配合行动，盯住一支从大同开往岱岳的日本运输队，伏击打得干脆，击毙俘获日伪军一百多人，武器和军用物资拿了一大批。 后来挂在他腰间的两支手枪，就是这次战斗缴获的。 一九三八年五月，他从雁北转进平西，支队奉命进入这一带，同邓华的部队会合。 两支队伍在平西会师，合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人们叫宋邓支队。 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一人盯战场，一人抓队伍和群众，在北平周边撑出一片敌后根据地。平西建立起抗日政权，发展武装，多次顶住日伪“扫荡”，成了连接冀中、冀热察的枢纽，也是挺进冀东的前进基地。 两位指挥员身上，后来又多了一层实物印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现在还能看到宋时轮当年用过的手枪。有一支勃朗宁，在一九四一年他在延安同原配夫人郑继思结婚时，当过礼物送给妻子防身。 一九九九年，宋时轮的夫人郑晓存把这支手枪捐给纪念馆。二〇一一年，这支枪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静静放在展柜里，连着从忻口战场到延安，再到新中国的一段轨迹。 在北京门头沟区，永定河文化博物馆三层有一个展柜，里头是一只皮挎包。 挎包不大，皮面被岁月磨得发暗，说明牌写着这是邓华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它的来历落在一九三七年九月的平型关战役，那是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打出的第一次大胜，砸碎“日军不可战胜”的说法，这只挎包就是那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 这只挎包后来跟着主人进了平西，在创建根据地的日子里一直相随。 战争往前推，它也一路跟着走。从平西到解放战争的战场，再到抗美援朝，它装过地图和文件，也装过军人的日用品，陪着主人转战南北大约四十年光景。 一九八四年，邓华已经离世，他的夫人李玉芝得知门头沟在筹办革命斗争史展览，把挎包捐给博物馆，希望新中国的青年记得这段历史。 宋时轮后来出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授衔时，是新中国的上将。 把这些经历连在一起，他身上那股“一路诸侯”的味道就更清楚。不是坐地称王，而是在条件艰苦、形势复杂的地方，把摊子撑起来，把人心稳住，把根据地守到能牵动全局。 平西抗战那几年，平西成了北平外面的一道硬壳，宋邓支队一直在这道硬壳上奔忙。 宋时轮一九九一年离世，从一九〇七年到这一年，走完从少年到共和国上将的路。 他既不是一开始就站在舞台中央的人，不是靠偶然机会翻身的幸运角色，更像是在边缘地带慢慢挤出空间的人。 黄埔军校的训练、监狱里的煎熬、苏区的反“围剿”、雁北的游击战、平西的根据地，加上那把手枪、那只挎包，如今都静静躺在展柜里，等着人多看几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