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邓小平请张学良回国，张学良却说：要我回去可以，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 1991年的北京，吕正操被叫进小平同志办公室。 门刚推开，就听对面一句话：“吕先生，您是张学良将军的老相识，想请您跑一趟美国，请他回大陆。”这话不绕弯，像石子丢进水里，把几十年前的旧事都翻了出来。 吕正操当场红了眼眶，只回了一句：“一定不负使命。” 吕正操1904年出生，和张学良是一代人，1922年进东北军。1931年九一八后，东北军丢了家乡，被调去陕甘一带驻防，离后来红军长征到陕北的根据地只隔几道山。 表面还得听南京号令，心里盘算的却是“总有一天打回东北，把日本人赶出去”。 和红军有过交锋，多是一种“明打暗合”的默契。 1936年的西安，把这层默契摊在台面上。张学良扣住蒋介石，逼他答应联共抗日，东北军不少军官在这个节骨眼上亮了态度。吕正操组织“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任总队长，把抗日扛在肩上。事变平下来，张学良被秘密软禁。1937年5月，吕正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轮到他出面请少帅回家，心里门儿清得很：这不是普通的探望，而是去见一个被关了半辈子的人。张学良从1936年底起被软禁，先在西南，1946年被押上飞机，送去台湾。 蒋介石败退岛上，把他一并带走，关在一处公馆里。 一直到1988年蒋经国病逝，李姓领导人上台，既要和前朝划线，又想摆出点“民主”的样子，才给了张学良一个名义上的自由。 他离开台湾，到了美国，在那边多次讲过一句话：想回大陆看看。 1991年5月，这个心愿有了回应。 吕正操飞往美国，在纽约与张学良重逢。一个是昔日的少帅，一个是当年的下级，如今都白了头，在异国的小客厅里对坐。寒暄没几句，吕正操就把话挑明：“当年西安一别，已经半个世纪。现在是代表国家，请您回去，回大陆。” “大陆”这两个字，在张学良心里份量很重。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他接过父亲的摊子，对日军的那股恨刻在骨头里。 1927年，他和赵四小姐私奔，两个人一起背“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到了西安事变，赵四仍站在他身边；被软禁以后，她也没走，陪着他在幽闭的日子里熬过大半辈子。 西安事变收场时，周恩来劝他留在西北，与共产党一道布局未来。 他选了另一条路，把蒋介石送回南京，相信对方会“不计前嫌”，相信民族大义压得住私怨。结果换来的不是和解，而是一扇铁门。 蒋介石在，软禁不断；蒋经国接班，父死子继，一锁就是五十年。 在纽约，他听完吕正操带来的话，情绪翻涌，眼眶湿润，语气却平稳。他说，回去不是不行，但有三个条件。 第一，不开欢迎会。 台湾那边放他出岛，本来就是各路势力扯来扯去的平衡。要是大陆敲锣打鼓，以“民族英雄”的姿态接他回去，岛内那摊水又要起风浪，他不想因为自己，让两岸再添一条明线。 第二，不见记者。 他对媒体的印象很差。 在台湾软禁时，偶尔跟着蒋经国外出，有一次去体育馆，就被记者堵住。 问题一连串：“张先生，您怎么会在这里，是已经自由了吗”“您和蒋家是什么关系”。这些话带着刺，听得出不是关心，而是想挖点猛料做头条。 时间长了，他明白，很多事一旦说给公众听，就再也收不回来，还不如闭嘴。 第三，不搞恭维。 他年轻时掌握东北军，位高权重，身边多少人看风使舵，他数得清。前脚还喊“少帅英明”，后脚风向一变，立刻换一副面孔。 西安事变之后，他失了权，如果不是“少帅”这层身份护着，很可能早就落到杨虎城那样的结局。 这样的起落，让他对各种铺张的礼节、肉麻的吹捧都生出本能的抗拒。他要的，只是一个普通老人落叶归根，而不是一台给谁加戏的庆功表演。 吕正操把这三条记得很细。 6月4日，他回到北京，把在纽约的会面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在他看来，张学良嘴上小心，心里其实很想回来，那种对土地的牵挂骗不了人。 邓小平听完，只点了点头，说了一句：“他顾虑很多，未必真会回来。” 那时的张学良，已经九十多岁，搬到美国后，老年病接二连三找上门。 长途飞行，对这样的身体来说已是风险。 他也清楚，所谓“自由身”，是台湾各方势力拉锯后挤出来的一点缝隙，要真让他公开回大陆，就会牵出一串旧账，新仇旧怨谁都不愿再翻。 日子一天天过去。 张学良在檀香山过着晚年，偶尔提起东北、提起西安。 从1946年被押上飞往台湾的飞机那一刻起，他和大陆之间的那段路，就像被剪断。2001年，他在檀香山病逝，享年一百岁。这一百年里，九一八的战火、西安事变的枪声、半个世纪的幽禁都走过，就是没等到亲口说一句“回来了”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