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6岁的王世瑛再次怀孕。 重庆的夏天总是格外闷热，尤其是那年，空气里除了湿气，还飘着战争尾声特有的紧张。 她站在窗前，手轻轻放在隆起的腹部，听着远处隐约的防空警报，心里盘算着给远在美国的丈夫张君劢写封信。 可提笔又放下，联合国会议正是关键时候，她不想让他分心。 记得二十年前在上海，泰戈尔访华的招待会上，冰心拉着她的手说："这人虽爱谈政治，骨子里却是个纯粹的读书人。 "那时张君劢刚从德国回来，穿着笔挺的西装，在人群里侃侃而谈哲学与宪政。 她没想到，这个总把家国挂在嘴边的男人，会成为她一生的牵挂。 婚后她成了他的"私人秘书"，誊写手稿时，总能在字里行间看到他没说出口的温柔。 抗战打响后，张君劢忙着组党办报，满中国跑。 她带着四个孩子在北碚落脚，看着街上逃难的孩子越来越多，索性用家里积蓄办了所难童学校。 邻居老李婆婆常说她傻，"自己孩子都顾不过来"，她却觉得，这些孩子也是国家的未来。 1943年《新华日报》来采访，她只说："君劢在前线为国家争前途，我在后方守着这些孩子，都是应该的。 " 肚子里的孩子来得突然。 医生说高龄产妇风险大，劝她通知张君劢。 她摇摇头，那时联合国宪章正在起草，他提出的"文化主权平等"条款好不容易被采纳，"国家的事比我的事要紧"。 8月12日那天，她被抬进宽仁医院时，还在叮嘱校工："明天的课别耽误了。 "只是她没想到，这次见面，成了她和孩子们最后的告别。 消息传到纽约时，张君劢正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言。 秘书递过电报，他当场就红了眼眶，手里的文件散落一地。 后来听人说，他中断会议赶回国，三天没吃一口饭，只是反复念着"曾经沧海难为水"。 在重庆的墓前，他写了副挽联："廿年来艰难与共，辛苦备尝，何图一别永诀"。 字是抖着写的，每个笔画都像浸着泪。 晚年的张君劢住在纽约的公寓里，用十二年写了本《世瑛行状》。 手稿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尽是些生活细节：她喜欢在灯下绣兰花，给孩子们讲故事时会模仿各种动物叫声，办学校时为了筹钱在雨里站了两个小时。 每年春节，他都会带着这本手稿去墓地，坐在墓碑前轻声读，像她还在世时那样，絮絮叨叨说家里的事。 去年去斯坦福大学，我见过那本泛黄的手稿。 最后一页写着："世瑛走后，我才明白，她守着的不只是我和孩子，更是这个国家最珍贵的东西。 "现在重庆北碚的难童学校旧址还在，墙上嵌着块小石碑，刻着"1938-1945，王世瑛与28个孩子"。 阳光好的时候，石碑上的字会发亮，像她当年办校时，总在深夜亮着的那盏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