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张艺谋为了拍摄《红高粱》花了4万块雇村民种了100亩的高粱，还承诺高粱成熟后所有的收成全归村民所有。 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普通导演月薪才100块，4万相当于一个人不吃不喝攒30多年。 有人说他疯了，拍电影哪有拿钱种地的？可张艺谋铁了心，这片高粱地，他必须要。 那时候的高密农村，早就不种老品种高粱了。 政府正推广“鲁粱5号”矮秆高粱，亩产比老品种高一半还多，村民们巴不得多种点换粮食。 张艺谋要的那种高秆红高粱，秸秆能长到两米多，风一吹就倒伏，产量低得可怜，村民们打心眼儿里不愿意。 他带着剧组挨家挨户磨嘴皮子，拍着胸脯保证：“种！成熟了粮食全归你们，4万块就当是买个景。” 地总算种上了，新麻烦又跟着来。 播种后赶上连阴雨，刚冒头的苗儿蔫了一半。 张艺谋急得天天往地里跑，裤脚沾满泥，蹲在地头跟老农讨教补种的法子。 后来又怕高粱长得不够密，达不到“青纱帐”的效果，他干脆让剧组人员也下地，一棵棵把歪倒的苗扶直。 那段时间，剧组人开玩笑说，自己快成“高粱专业户”了。 选女主角时，张艺谋也没少折腾。 最开始定的是史可，人都谈得差不多了，对方突然说要涨片酬，从3000块加到5000块。 剧组预算本就紧张，这一下直接超了。 有人劝他算了，找个便宜点的演员就行，他摆摆手：“不行，这角色得有股野劲儿，不是谁都能演。”后来有人把巩俐的自荐信递到他桌上，3页纸，字迹工整，还夹着张话剧剧照。 他一看照片里那股又纯又烈的眼神，当即拍板：“就她了。” 巩俐进组第一天，张艺谋就让她去晒黑。 七月的太阳毒得很，她每天在高粱地里站两小时，半个月下来，皮肤晒得黝黑，活脱脱一个高密村姑。 拍“颠轿”那场戏，她被颠得头晕恶心，吐完了接着拍，硬是把“我奶奶”那种敢爱敢恨的泼辣劲儿演了出来。 姜文为了演好余占鳌，提前一个月住进农家，跟着老烧酒师傅学酿酒，手上磨出了厚茧。 拍摄时的每一帧画面，张艺谋都抠得极细。 摄影师顾长卫记得，为了拍好高粱穗逆光的镜头，他们等了三天。 每天清晨五点就扛着机器去地里，直到太阳升到特定角度，高粱穗被照得像撒了层金粉，张艺谋才喊“开机”。 那身红袄，是他特意让美术组染的，红得像火，往绿高粱地里一站，整个画面都活了。 1988年春天，《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拿了金熊奖。 消息传回来，高密的村民们聚在村口议论，说没想到那片他们不情愿种的高粱地，居然让中国电影走到了世界舞台。 后来有人问张艺谋，当初花4万种高粱值不值，他望着远处的高粱地笑了：“你看这满地的红高粱，哪是粮食？这是中国电影的魂。” 那年秋天，高粱成熟了，穗子红得沉甸甸的。 村民们收割的时候，特意给剧组留了一小片。 风吹过，高粱叶沙沙作响，像是在讲那个关于执着与突破的故事。 这片用4万块钱种下的高粱地，不仅长出了粮食，更长出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