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德国的一辆火车上，辜鸿铭手拿报纸，倒着在看。 两个德国青年指着那个黄皮肤的年轻人窃笑，"亚洲佬连报纸都拿反了"。 话音刚落，报纸突然被合上，露出一张带着轻蔑笑意的脸。 "德文这般简单的文字，正着读显不出深度"，流利的柏林腔德语里裹着锋芒，"就像你们读《浮士德》只看情节，何尝不是另一种'倒读'？" 这个20岁的年轻人刚从爱丁堡大学毕业，行囊里装着拉丁文诗集和工程学笔记。 父亲是槟榔屿的华侨商人，母亲有着葡萄牙血统，十岁跟着英国传教士布朗赴欧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未来会成为"拖着辫子的西洋通"。 在莱比锡大学啃康德著作的深夜，他总想起布朗夫人教的《论语》，那些"仁""礼"的字眼，竟成了理解西方哲学的钥匙。 1878年马六甲海峡的季风里，马建忠的话像惊雷炸响。 这位《马氏文通》作者握着他的手说："你懂西学，却不懂中国之所以为中国。 "三个月后，辜鸿铭扔掉了西装，带着《四库全书》的抄本回到故土。 在张之洞幕府的二十年间，他翻译《万国公法》时固执地保留"礼义廉耻"，为每份洋务奏折添上"中庸之道"的注脚，气得洋务派骂他"穿西装的腐儒"。 北大红楼的晨光里，这个留着辫子的教授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异类"。 学生们笑他穿长袍讲莎士比亚，却在他用拉丁文背诵《荷马史诗》时鸦雀无声。 梁实秋后来在回忆录里写，辜先生讲《哈姆雷特》非要扯上"仁义礼智信"，"虽觉得牵强，却再难忘记那句'生存还是毁灭'的中文译法"。 他骂胡适"洋泾浜英语"，转头却把《诗经》译成英文，说"这才是人类最早的情诗"。 1928年北平的冬夜，那个始终不肯剪掉辫子的老人躺在床上，枕边放着泛黄的《浮士德》译本。 他留着那条辫子走过了半个世纪，从柏林街头的少年到北大讲台上的"怪杰"，这条辫子像文化的天线，接收着东西方碰撞的火花。 学生问他为何不剪，他总是摸摸辫子笑道："你们剪的是有形的辫子，我守的是无形的根。 " 《中国人的精神》英文版在欧洲再版时，扉页上印着那句话："温良不是温顺，是水穿石的力量。 "当年火车上被他怼得哑口无言的德国青年，或许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倒读报纸的东方人，后来成了欧洲知识界眼中"最懂西方的中国人"。 辜鸿铭用一生证明，文化自信从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带着自己的根脉，在世界的土壤里扎得更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