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群野人拦住解放军，领头乞丐拿出一张发黄的纸，首长看后当场泪崩：你们竟然还活着？ 1949年12月，当一支装备精良的解放军二野先头部队在川南深山急行军时，谁也没想到拦路的“敌人”会是这副模样。 这群人头发纠结成鸟窝，破麻袋片和兽皮挂在烂疮流脓的身上，手里攥着的家伙什，要么是锈迹斑斑的大刀，要么是快散架的老旧枪支。 在那个路口，面对正规军黑洞洞的枪口，领头那个瘦得只剩骨架的汉子，既没有举手投降，也没有逃窜。 他用那双几乎还没手腕粗的胳膊，极其吃力却又异常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接下来的动作让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这个形如野人的汉子，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油布层层包裹的小方块，他揭开一层又一层的保护，最后展示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张已经脆得掉渣、发黄变色的纸片。 借着冬日的微光，解放军指挥员看清了那个落款：中国工农红军，时间定格在1935年2月。 这群衣不蔽体的“野人”，就是军史档案里早已全员列为烈士、销声匿迹的红军川南游击纵队，领头人那句干涩的“我们在等周副主席的命令”，瞬间击穿了在场所有铁血军人的心理防线。 1935年初，十几万国民党大军将中央红军铁桶般围在云南扎西，为了让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党中央在古庙里定下了一个残酷却必要的“弃子”战术：留下一支精锐，在川南大张旗鼓地佯动，伪装成红军主力，把敌人的视线死死钉在这里。 四百多名来自中央保卫局和红三军团的骨干，就这样成了诱饵，为了演得逼真，他们甚至到处刷标语、打县城，真的让蒋介石信以为真，急调重兵围剿，就在敌军的疯狂扑咬中，毛主席率领主力二渡赤水，悄无声息地跳出了死局。 主力活了，可这四百人却彻底掉进了狼窝，如果说敌人的围剿是明枪，那内部的背叛就是致命的暗箭，当时为了壮大力量，纵队司令员徐策不惜让位，收编了当地武装头目王逸涛。 徐策本想用信任换取团结，哪知王逸涛这个曾经脱党的投机分子，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还是没能守住底线，他为了荣华富贵，在这个仅有数百人的队伍背后狠狠捅了一刀。 徐策在突围中牺牲，那个本想感化人心的高级干部，最终倒在了叛徒的枪下，也就是从那一刻起，剩下的战士在后来接任的余泽鸿等人带领下，开始了非人的荒野生存，随着电台被打烂，交通员一个个牺牲，他们彻底断了线的风筝。 他们不知道外面的天已经变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们不知道；日本人投降了，他们不知道；甚至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消息，也没能传进这封闭的大山，在他们的认知里，时间仿佛被锁死在了1935年的那个冬天。 直到1949年的那个冬天，当他们看到大路上那支同样缀着红五星、却军容整齐的队伍时，这群已经被时代“遗忘”的战士，终于才敢冲下山坡。 那个幸存的领头人哆嗦着说，这14年，他们每天醒来都会互相问一句：“今天会有命令来吗？”这不是一句简单的问候，这是他们在无边黑暗中点亮自己的唯一火光。 消息传回北京，一向沉稳的周恩来总理，在听到“川南游击纵队”几个字时，手中的笔竟失控滑落，他摘下眼镜，无法抑制泪水：“以为他们都不在了……他们竟然还活着。” 当年那个以为选了条“活路”、踩着战友尸骨去换前程的叛徒王逸涛，后半辈子过得并不舒坦，他在国民党那边受尽排挤，解放后隐姓埋名想要苟活，最终还是被群众揪了出来。 当王逸涛被押上审判台时，台下坐着的，正是当年被他出卖、如今已是人民功臣的幸存战友。 一边是以为背叛信仰能换来富贵，结果活成了过街老鼠；一边是哪怕像野兽一样啃树皮也要守住承诺，最终成为了民族的丰碑。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客户端——【诗词】红军川南(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颂歌(一)‖陈明本 人民网四川频道——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战斗史首次搬上大银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