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微信有2000个置顶：一个“中介”的漫长后疫情时代 深夜两点，李建国的手机屏幕还在幽幽发光。他不是在刷短视频，而是在两百个置顶聊天窗口和五个兼职群里，为明天的零工寻找匹配信息。 一个中年男人的手机里，2000个微信联系人被全部置顶——这不是通讯录失控，而是一份特殊职业的生存工具箱。 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劳务市场，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有固定办公室，靠一部手机连接用工方和零工，在数百个聊天群和上千个联系人中“淘金”，他们是数字时代的新型劳务中介。 01 数字时代的“人力集市” 李建国的微信就是他的“数字办公室”。每天早上5点，他开始在各个群里“爬楼”，浏览过去几小时的招聘信息。从建筑工地的钢筋工，到商场促销的临时导购，再到深夜的快递分拣，信息庞杂而琐碎。 他的置顶联系人分为几类：稳定的用工方、靠谱的领队、手头有资源的同行，以及一批随时能上工的零工。每个名字后面，他都用括号标注着关键信息：“装修王老板（长期要瓦工）”、“老赵（带20人水电班组）”、“小张（90后，肯干，啥活都接）”。 在一个用工需求动辄需要几十甚至上百人的项目里，单个中介很难吃下。他们必须彼此串联，共享资源，这就催生了复杂的同行合作网络。2000个置顶背后，是上千个可能的工作机会和数百个潜在的合作节点。 02 消失的缓冲与脆弱的生计 这类中介的兴起，与近几年的经济波动紧密相关。许多中小型制造企业、餐饮连锁和零售品牌为了控制成本，大幅缩减长期雇员，转而依赖弹性更大的零工。这创造了海量的灵活用工需求。 而另一边，是大量需要工作的零工群体。他们中既有进城务工人员，也有因原行业不景气而失业转行的人，还有利用业余时间赚外快的上班族。他们不签长期合同，按日或按项目结算，流动性极高。 中介成为连接两端的关键节点。他们赚取的，是每成功匹配一个工人所能获得的“人头费”或差价。这份收入并不稳定，完全依赖信息获取的速度和资源调配的能力。 李建国曾有一天成功安排了80个工人进入一个物流园，赚了近万元；也曾连续一周没有开张，只能吃老本。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迫使他必须时刻保持在线，不错过任何一条可能的信息。 03 算法的盲区与人性的纽带 在招聘网站和零工平台算法日益精密的今天，为何还需要李建国这样的“人工中介”？答案在于，平台算法无法处理的“软性信息”和信任关系，正是他们的核心价值。 一个工地领队不仅需要工人“会贴瓷砖”，更需要他“听话、不惹事、能赶工期”；一个高端卖场的临时促销，则对形象、谈吐有隐形要求。这些无法量化、难以写在招聘启事里的要求，需要中介基于对人的了解进行判断和匹配。 更深层的是担保与信任。对于用工方面言，通过熟悉的中间人找来的工人，比从陌生平台涌来的简历更可靠，出了问题也能找到人负责。对于零工而言，一个信誉好的中介意味着工钱能按时结算，不用被层层克扣。 李建国的手机里，保存着大量工人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和简短视频自我介绍，这是他建立“人才库”的基础。他了解很多工人的家庭情况、脾气性格和职业偏好，这种基于长期互动形成的了解，是冷冰冰的算法无法替代的。 04 “全天候待命”与情感隔离 这份职业没有下班时间。用工需求可能在任何时间出现：凌晨的物流突击班，清晨的蔬菜搬运，节假日的商场人潮。李建国必须24小时待命。 他的手机永远连着充电宝，微信提示音被调到最大。即便在吃饭、陪家人，他的手指也习惯性地滑动屏幕，浏览信息。这种状态导致了一种奇特的“在线性情感隔离”：他同时与上千人保持若即若离的业务联系，却可能与身边的家人缺乏深度交流。 他的妻子常常抱怨，虽然人在家里，但“魂在手机上”。女儿学校活动的一张照片，可能淹没在几百条未读的工作信息中，很久才被看到。这是这份职业最沉重的代价之一。 05 流动中寻找确定性 尽管充满不确定性，李建国们依然是维持城市基础运转的重要齿轮。他们是劳动力市场最灵敏的传感器，能最早感知到哪个行业在回暖，哪个区域在建设，哪种技能突然紧俏。 面对未来，一些“头部”中介已经开始尝试转型：组建更稳定的小型专业团队，与几家企业签订长期灵活用工协议，甚至开发简单的小程序来管理工人信息。他们在巨大的流动性中，艰难地构筑一点微小的确定性。 当李建国深夜还在筛选信息时，城市的另一边，一位工厂主管正因为临时接到大单，急需在明早凑齐50个工人而焦虑。 一条微信发到李建国这里，一场基于2000个置顶联系人的资源调配就此启动。 这2000个置顶，是数字化生存的极端案例，也是中国灵活就业生态的一个切片。它高效、脆弱，充满韧性，又背负着情感代价，最终的目的，是在充满变数的时代里，为更多的人找到下一份工，以及下一顿饭的着落。亲人微信群 微信里都人无用 亲人微信群 微信卖货人 微信超级万人群 微信人工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