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正逢军官军衔评定时，孔庆德接到了中南军区干部部长刘兴元的电话，他很是开心，表示自己能够被授予校官便已经很开心了。 电话那头的刘兴元却有些意外，这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将军，明明战功摆在那儿，怎么会把校官当成了顶格期望？ 孔庆德的这份满足，得从曲阜保宁庄的那把镰刀说起。 清末那会儿，他家一亩薄田都没有，少年时挖野菜充饥，镰刀划过高粱苗的声音，总让他想起地主家白胖的儿子啃着白面馒头。 1920年父亲因还不上地主的阎王债，在县衙大牢里病死，母亲带着姐弟去乞讨，他攥着那把豁了口的镰刀，第一次懂了饿死也是死，死在战场也是死的道理。 1926年他混进国民党46师当兵，本想混口饭吃，却碰上了个叫魏孟贤的营长。 那是个黄埔一期生，夜里总偷偷教士兵们认字，说穷苦人该恨的是压迫，不是地里的庄稼。 1930年魏孟贤带着全营投奔红军，孔庆德背着枪跟在队伍里，心里头那把镰刀，终于找到了该砍的方向。 红军大学的日子比讨饭还苦。 1936年在川西高原，学员们饿着肚子练刺杀，晚上围着篝火捻毛线。 孔庆德手笨，学打毛衣总勾破线，朱德司令路过就蹲下来教他：毛线得顺着劲儿捻，跟打仗一样，硬来要吃亏。 后来他把织好的毛衣送给伤员，看着对方冻裂的手裹进暖和的毛线里，突然觉得，比起人命，啥头衔都轻得像根鸿毛。 阳明堡机场的爆炸声里，他带着战士们摸黑炸掉24架敌机，石匣村的机枪阵地前，右手手腕被炮弹片削断，钱信忠医生用磺胺药一点点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这些年身上添了30多处伤疤，每道疤都在说：能活着看到新中国，已经是天大的福气。 所以接到授衔电话时，他是真心觉得，校官就够了当年跟魏营长起义的弟兄，一大半都没等到这一天。 授衔通知书下来那天，他摸着肩上的中将军衔，突然想起红大时教他打毛衣的朱德司令。 后来他主动申请下连当兵，跟战士们一起蒸玉米面发糕，炊事班长说他蒸的糕总带股烟火气，他嘿嘿笑：当年在红大，烧火做饭也是打仗的一部分嘛。 电话里那句校官就开心，和红大时织坏的那件毛衣，后来都成了孔庆德常跟孩子们念叨的事儿。 他总说，军衔是国家给的荣誉，可比起荣誉，他更记得阳明堡的火光里，那些没来得及留下名字的年轻面孔。 就像他后来下连时蒸的发糕，热气腾腾的，从来都不是给谁看的，是给一起扛过枪的弟兄们，留的一口实在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