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山东滕县。川军师长副官李少坤，从尸体堆里爬出来，他吃力地背起1个人，挪到树林。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异响，1匹战马飞奔而来。 没人知道，李少坤后背的伤口已经渗血渗了大半天。这位来自四川大巴山的汉子，半年前还是个种玉米的庄稼汉，跟着同乡师长王铭章出川时，身上只揣着母亲塞的半袋炒米和一把砍柴刀。 出发前，母亲拉着他的手哭：“坤娃，打完仗就回家，妈给你蒸腊肉。”他当时拍着胸脯应下，却没料到，这场“保家卫国”的仗，会打得这么惨烈。 他背上的是卫生员小周，才17岁，胸口被弹片划开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气息微弱得像风中残烛。滕县保卫战打了三天三夜，日军的炮火把县城炸成了废墟，川军第22集团军的弟兄们凭着简陋的武器死守，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断了就用石头砸。 李少坤记得，师长王铭章最后一次见他时，嗓子已经喊哑了，手里的手枪只剩最后三发子弹：“少坤，守住北门，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也不能让鬼子进城！” 可他们终究没挡住装备精良的日军。拂晓时分，北门失守，日军潮水般涌入，李少坤跟着师长突围时，一颗炮弹在身边炸开，他被气浪掀飞，醒来时就躺在尸堆里，四周全是弟兄们的遗体，有的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手指紧扣扳机。 他在尸堆里摸索，摸到小周还有口气，便咬着牙把人背起来，一步一挪地躲进城外的树林——那里是他们约定的集结点，可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到。 马蹄声越来越近，李少坤下意识地摸向腰间，才发现砍柴刀早就丢在了战场上。他把小周轻轻放在树后，自己挡在前面，做好了同归于尽的准备。 可当战马奔到跟前，他看清马背上的东西时，眼泪瞬间涌了出来。那是师长王铭章的战马“踏雪”，马背上驮着一个军包，鞍桥上还挂着师长的望远镜，马脖子上的缰绳沾着暗红的血渍——师长肯定已经殉国了。 “踏雪”像是认识他，温顺地低下头，用鼻子蹭了蹭他的胳膊。李少坤颤抖着解开军包，里面是一份作战地图、几发子弹，还有一封师长写给总部的绝笔信。 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显然是在激战中写的：“职部已战至最后一人，滕县失守，职愧对国家百姓，唯有以死谢罪。望后续部队坚守台儿庄，勿让倭寇再前进一步！”信纸的末尾，还画了个小小的玉米图案，那是他们家乡的标志，师长知道他惦记着母亲的玉米地。 小周不知何时醒了过来，虚弱地说：“李哥，师长……师长他……”李少坤捂住他的嘴，哽咽着点头：“师长走了，但我们不能走。 ”他把地图揣进怀里，把子弹分给小周两颗，又从马背上取下师长的望远镜，望向滕县县城的方向。远处，日军的太阳旗在城楼上飘扬，枪声、爆炸声还在断断续续地传来，那是残余的弟兄们在做最后的抵抗。 “踏雪”突然扬起前蹄，嘶鸣一声，像是在催促。李少坤明白，他们不能在这里等死，必须把师长的绝笔信送到总部，让后续部队知道滕县的战况。 他背起小周，艰难地爬上马背，“踏雪”似乎知道背上的人有伤，跑得又稳又快，避开了日军的巡逻队。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几个溃散的川军士兵，大家看到师长的战马，纷纷聚拢过来，原本涣散的士气瞬间被点燃。 没人抱怨装备差，没人喊着要撤退。一个断了胳膊的士兵说：“李副官，你带我们走吧，就算拼到最后一口气，也要为师长报仇！”李少坤望着身边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弟兄们，想起了出川时的誓言。 他们这些川军，穿着单衣，踩着草鞋，带着最简陋的武器，从千里之外赶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不让家乡的亲人再受鬼子的欺负。 天黑时，他们终于赶到了台儿庄外围的总部驻地。李少坤把绝笔信交给指挥官，又详细汇报了滕县的战况。 指挥官看着信，眼圈通红，当即下令：“川军弟兄们的血不能白流，台儿庄，我们必须守住！”而“踏雪”因为长途奔袭，加上身上有伤，第二天就倒下了。李少坤把它埋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坟前插了一根木棍，上面刻着“战马踏雪之墓”。 后来，台儿庄战役取得了胜利，成为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首次大捷。李少坤和幸存的川军弟兄们，又投入到了新的战斗中。小周的伤好了之后，成了一名合格的战士，他总说：“是李哥和师长的精神，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而李少坤，再也没回过家乡，他把对母亲的思念，都化作了战场上的勇气，他知道，只有把鬼子赶出中国，母亲才能安心地种玉米，乡亲们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川军在滕县的牺牲，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长城，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反抗侵略的决心。 那些穿着草鞋、拿着大刀的庄稼汉，或许没有高深的文化，没有精良的装备，但他们心中的家国大义，比任何武器都更有力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