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身患重病的孙立哲被关在延安的窑洞内，没有药物，也没有饭吃，他一度想要轻生。只是他想不到，此时在北京的史铁生为了救他每天坐着轮椅四处奔走，到处求人。 孙立哲是北京知青，1974年主动申请到延安插队，在延川县关庄公社当赤脚医生。他原本是清华附中的高材生，物理成绩拔尖，却在陕北的山梁上背起药箱，用针灸和草药治好了不少老乡的病。可1977年体检时，他被查出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加上长期营养不良，整个人浮肿得像发面馒头。 更糟的是，1978年初，因为一封反映基层医疗问题的信，他被扣上“攻击领导”的帽子，关进了公社废弃的窑洞。窑洞漏风，地上铺着烂稻草，每天只有两个窝窝头，发烧到39度时，他只能蜷缩在墙角，摸着胸口的水肿处，觉得自己快熬不下去了。 史铁生比孙立哲大两岁，也是北京知青，1972年因腰腿病瘫痪，从此坐上了轮椅。两人是在1975年的知青大会上认识的——孙立哲讲针灸治疟疾，史铁生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说着说着就聊到深夜。 后来史铁生回北京治病，两人一直通信，孙立哲在信里写“陕北的月亮比北京的亮”，史铁生回“等我腿好点，就去延安找你喝酒”。可1978年春天，史铁生收到孙立哲的信，字迹歪歪扭扭：“铁生，我可能撑不住了。” 史铁生当时住在雍和宫附近的胡同里，母亲每天推着他去积水潭医院复查。他把孙立哲的情况写成一张纸，上面列着“延安县医院诊断书”“公社关押证明”“北京协和医院治疗方案”，揣在怀里就出了门。 第一天，他让母亲推着去全国知青办，接待的人说“这事归地方管”；第二天，他坐轮椅去了卫生部，门房拦着不让进，他隔着窗户喊“我是史铁生，我朋友快死了”，才有个年轻干事出来，把他领到办公室，说“我们尽快联系陕西方面”。 最费劲的是找孙立哲的父母。孙立哲父亲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母亲是北师大的老师，可他们被下放到江西干校，音讯全无。史铁生托遍了所有认识的知青——有人说在井冈山见过孙教授，有人说在赣州见过孙阿姨，他就让母亲写信给当地的知青联络站，请他们帮忙打听。等终于找到地址，已经是半个月之后，他抱着信跑到邮局，眼泪砸在信封上，晕开的墨渍把“救命”两个字糊成了一团。 转机出现在那年四月。史铁生听说中央有个调查组要去陕北考察知青问题，他让母亲推着去调查组住的宾馆，在门口等了三个小时，终于见到组长。他把孙立哲的药瓶（空的）、病历（皱巴巴的）、写给父母的信（沾着泪痕）摆在桌上，说：“他是为了给老乡看病才被关的，要是他死了，陕北的老乡会说‘北京的娃娃说话不算数’。”组长沉默了几分钟，拿起电话打了出去。 五天之后，延安那边传来消息：孙立哲被放出来了，安排在县医院治疗，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已经出发去会诊。史铁生接到电报时，正在院子里晒太阳，轮椅停在丁香树下，花瓣落在他膝盖上。他盯着电报看了十分钟，突然笑出声，笑着笑着就哭了——他想起孙立哲说过，陕北的山丹丹花开的时候，要把最艳的那朵摘下来送给朋友。 后来孙立哲回到北京，做了三次心脏手术，捡回一条命。他和史铁生在鼓楼大街的一家小饭馆见面，点了份炒肝儿，孙立哲喝了两碗，说：“铁生，我这辈子欠你一条命。”史铁生搅着碗里的汤，说：“别说这话，当年你在陕北给我寄过甘草，说能治咳嗽。”那天他们聊到半夜，从陕北的窑洞聊到北京的胡同，从针灸聊到小说，仿佛又回到了1975年的那个夜晚。 这事过了几十年，孙立哲还在说：“如果没有铁生，我早埋在陕北的黄土坡上了。”史铁生则在散文里写：“那时候我才明白，真正的朋友不是锦上添花，是你掉进坑里时，他会伸手把你拉上来，哪怕自己也摔得鼻青脸肿。”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知青之间的情谊往往比血缘还亲——因为他们都是从同一个地方来，要到同一个地方去，在最难的时候，彼此就是对方的灯。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