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美国媒体也给出了自己评判。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华盛顿与北京曾两次面临重新定义双边关系的历史转折点，1972年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54年后的2026年又将是中美关系被重新定义的一个转折点。 美文章指出，2026年注定是一个特殊年份，美国必须接受历史来到转折点的历史事实。 1972年，美苏争霸进入白热化阶段，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平衡战略态势，而中国也渴望打破外交孤立，双方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推开了冰封数十年的交往大门。 尼克松访华时那句“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与其说是外交辞令，不如说是对实力制衡下利益选择的直白注解，《上海公报》中“保留分歧、寻求共识”的表述，更是为当时的双边关系定下了务实基调。 从“乒乓外交”里美国运动员误登中国代表团巴士的意外温情，到基辛格秘密访华的幕后斡旋，再到尼克松走下舷梯与周恩来总理的历史性握手。 这些细节都说明，1972年的转折点本质上是“需求互补”的产物，美国掌握着当时全球体系的主导权，而中国则在融入过程中寻找发展机遇。 半个世纪的时光足以让大国实力对比发生天翻地覆的逆转，这也正是2026年成为新转折点的核心前提。 当年尼克松访华时，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悬殊，美国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神秘东方国度”的模糊印象里，而如今中国GDP已达到美国的六成左右，在多个关键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跨越。 美国国内政策的转向，更是让2026年的转折点变得愈发清晰。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跳出拜登政府“民主与威权”的意识形态对抗框架，转而回归商人式的务实交易逻辑，这种转变本身就是美国不得不接受现实的体现。 要知道，过去几年美国两党在对华政策上虽然达成了“战略竞争对手”的共识，但执行路径却漏洞百出。 拜登政府拉着盟友搞科技围堵，试图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领域切断中国的技术获取渠道，结果却发现中国企业在自主研发上越挫越勇，从芯片制造到操作系统，都在逐步打破垄断；而美国本土的科技企业却因为失去中国市场而利润下滑，纷纷向政府施压要求放宽限制。 这种“遏制别人反而伤到自己”的尴尬局面，让美国的务实派开始反思，与其搞零和博弈，不如寻求有条件的共存。 只不过当年是美国主动拉拢中国，如今却是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解决自身问题——国内基础设施老化、登月计划屡次推迟、供应链重建进展缓慢，这些棘手的麻烦都让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 全球议题的倒逼，也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重新定义的关键节点。 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全球经济复苏这些全球性挑战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独善其身，中美两国的合作空间远比竞争领域更加广阔。 而在官方层面，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更是迫在眉睫，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已经给全球带来了巨大损失，美国就算再想遏制中国，也无法忽视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和减排贡献。 有意思的是，美国国内的产业困境也需要中国的配合，比如在半导体产业链上，中国是重要的消费市场，美国企业如果长期被禁止向中国出口，自身的研发投入也会难以为继。 而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产业等领域的发展，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新的动力，美国要想分享这份红利，就必须放下对抗思维。 另外当年美国凭借自身的全球主导地位，能够主导中美关系的走向，而如今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美国已经无法再单方面定义双边关系。 就像《外交事务》杂志所强调的，美国必须接受历史来到转折点的事实，这种接受不是妥协，而是对现实的清醒认知。 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需要依附他人的国家，在科技、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都拥有了自主话语权，九三阅兵展示的国防现代化成果，让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中国的实力；而中国积极推动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反观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社会分歧扩大，基础设施老化问题突出，连高铁建设都进展缓慢，这种内部困境让美国很难再维持过去的霸权姿态。 2026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恰好处于这种实力对比重构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政府的务实倾向可能会成为打破当前僵局的契机，但无论如何，中美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模式，重新定义双边关系既是美国的无奈之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双方只有放下零和博弈的思维，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合作，才能适应这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否则只会陷入两败俱伤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