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上海街头，杨振寰等三名旧时代“讼棍”被戴纸帽示众。他们身着长衫，神情平静，却以代写诉状为名欺诈百姓，从公道维护者沦为鱼肉乡里的吸血鬼，遭人痛恨。 杨振寰三人不是科班出身的律师，连正经的法律典籍都没啃透几本，却在旧上海的城隍庙附近盘踞了十几年。 那时候的百姓大多不识字，遇到邻里纠纷、地主压迫、债务纠葛，想打官司却连诉状怎么写都不知道。杨振寰就是瞅准了这个空子，支起一张小木桌，摆上笔墨纸砚，再挂一块写着“代写诉状 包赢官司”的木牌，就敢堂而皇之地招揽生意。 他们嘴里说着“为民伸冤”，心里打的全是坑蒙拐骗的主意。来找他们写诉状的人，多半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穷苦人，有的攥着皱巴巴的几吊钱，有的拎着自家种的几斤大米，这就是他们的“律师费”。 杨振寰接过钱物，提笔就写，却从不会如实记录百姓的诉求，反而故意在字里行间埋下伏笔，要么夸大其词激化矛盾，要么偷换概念模糊重点，目的就是让官司久拖不决。 官司拖得越久，他们捞的好处就越多。原告急着要结果，他们就趁机索要“疏通费”，说要打点衙门里的人；被告怕输官司，他们也能暗中牵线，两头收钱。 要是官司侥幸赢了，他们会大张旗鼓地找上门，要求分走一半的赔偿款，说这是“辛苦费”；要是输了，他们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怪百姓命不好，怪官府太黑暗，自己则拍拍屁股走人，留下百姓哭诉无门。 有个苏北来的农民，因为田地被地主强占，千里迢迢跑到上海找他们写诉状，把身上仅有的十块大洋都给了杨振寰。结果诉状递上去石沉大海，农民再去找他理论，反被他指使地痞流氓打了一顿，最后只能流落街头，连回乡的路费都没了。这样的事情，在杨振寰十几年的“讼棍生涯”里，算不得稀罕事。 旧上海的司法体系本就腐朽不堪，衙门里的官员大多贪赃枉法，给钱办事是潜规则。杨振寰就是靠着钻这种制度的空子，和一些底层官员沆瀣一气，才得以横行霸道。他们不需要懂法律，只需要懂人心，懂怎么拿捏穷苦百姓的软肋，懂怎么在黑白两道之间周旋。 那时候的百姓，把他们当成救命稻草，却不知道自己握住的，是一根会吸光自己血汗的毒藤。他们穿着体面的长衫，说着文绉绉的话语，看起来斯斯文文，背地里做的全是伤天害理的勾当，硬生生把“代写诉状”这个本该帮人维权的行当，变成了欺压百姓的工具。 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的政权带来了新的气象，司法系统开始肃清贪腐，倡导公正为民。政府不仅设立了免费的法律援助点，还组织识字班，教百姓认字，普及法律知识。 那些被欺压的百姓终于有了说理的地方，不用再求着杨振寰这样的讼棍，也不用再担心被坑骗。 杨振寰他们的生意一落千丈，可他们依旧不死心，还想着用老办法糊弄人，直到有几个曾经被他们坑害的百姓联名举报，把他们的所作所为一一揭发，新政府才出手将他们捉拿归案。 示众那天，上海街头挤满了人，有曾经被他们坑过的受害者，也有看热闹的路人。有人朝他们扔烂菜叶，有人大声唾骂，诉说自己的遭遇。 杨振寰三人低着头，脸上看不出丝毫愧疚，或许在他们眼里，自己只是“时运不济”，却没想过那些被他们害得家破人亡的百姓，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他们的平静，不是坦然，而是麻木，是被贪婪腐蚀殆尽后的无动于衷。 杨振寰等人的落网，不仅是对几个不法讼棍的惩治，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旧时代的司法漏洞，滋生了太多像他们这样的蛀虫，而新社会的到来，斩断了这些蛀虫赖以生存的根基。 公道从来不是靠耍嘴皮子、玩心眼换来的，而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制度之上，建立在为民服务的初心之上。那些试图践踏公道、欺压百姓的人，终究逃不过历史的审判。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