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阎锡山等14人，乘坐的飞机，遇寒流无法上升，陈立夫劝阎锡山：“你的十几箱金条，超载了，飞机需减重。”谁知，阎锡山的做法，让陈立夫非常恼火。最终，他只能在不通电的荒郊终老。 老蒋这人，疑心病重了一辈子。都要逃命了，他还不忘给阎锡山安插个“监工”。陈立夫之所以在那架飞机上，就是奉了蒋介石的密令：监视阎锡山，一旦发现他有投共倾向，立即采取“非常手段”。 为什么蒋介石这么防着阎锡山？因为这老汉太会演戏了。 几个月前在太原，阎锡山还演了一出“舍身取义”的大戏。他让手下备好毒药和棺材，誓言与太原共存亡。为了把戏做足，他甚至把自己的一位恩师，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都给杀了。 结果呢？嘴上喊着“杀身成仁”，腿脚却比谁都快。 李宗仁一个电报说要去南京开会，阎锡山立马借坡下驴，告诉部下：“我去去就回，顶多十天八天。”说完，脚底抹油溜了。为了显得逼真，他连最宠爱的堂妹阎慧卿都没带走，也就是这一留，把亲妹妹送上了绝路。 到了成都凤凰山机场，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再次上演。 飞机起飞后，因为遭遇寒流，机翼结冰，载重太大根本飞不高，只能被迫返航。陈立夫当时那个紧张啊，看着窗外灯火通明，以为飞行员叛变把他们拉到汉口去了，手枪都拔出来了，随时准备崩了阎锡山。 等弄明白是飞机超载后，尴尬的一幕来了。飞行员指着那一堆沉甸甸的箱子说：“阎院长，东西太多了，尤其是那十几箱金条，必须减重，否则大家都得死。” 陈立夫一听就急了，好言相劝：“院长，命都要没了，还要钱干什么？扔了吧！” 阎锡山怎么说？他慢条斯理地来了句：“这可不行。我的家产都在山西，带不出来了。这点金子是最后的积蓄，到了台湾，跟我去的家人、部下，甚至在日本的亲戚，都要靠这个吃饭，丢不得！” 陈立夫气得直跺脚，心想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真是“要钱不要命”。但在阎锡山的世界观里，没有钱，去了台湾就是案板上的肉。两人僵持不下，最后阎锡山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心寒的决定：金子留下，把随行的人员赶下去几个。 用活人的命给金条腾位置，这就是一代枭雄在穷途末路时的选择。 带着这些金条，阎锡山虽然狼狈，但好歹是落地了台湾。刚到台北那会儿，他还住进了巴洛克风格的台北宾馆，挂着“行政院长”的头衔，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就是个挂件，老蒋用完就扔。 果不其然，阎锡山在台湾的政治寿命，比兔子的尾巴还短。 他到台湾没几天，陈立夫就去蒋介石那儿告了状，把金条的事儿添油加醋说了一遍。老蒋听了只是冷笑。对于蒋介石来说，金子事小，权力事大。他需要阎锡山，是因为当时李宗仁跑去了美国，虽然在那边遥控指挥，但毕竟不在位。蒋介石需要一个“行政院长”来顶缸，等自己复职的时机成熟。 1950年3月，蒋介石复职，第一件事就是把阎锡山踢开，换上了自己的心腹陈诚。 这就是政治的冷酷，用完即弃。 此时的阎锡山，手里没兵，身后没地盘，除了那十几箱金条和所谓的“资政”虚衔，一无所有。 被罢官后的阎锡山，他没有留在繁华的台北市区，而是带着剩下的40多个部下，搬到了荒无人烟的阳明山菁山。 那地方有多破？没电、没水、没电话，连路都是烂泥地。 喝水得去山里挑泉水，晚上点的是煤油灯。 这一住，就是十年。 阎锡山的日子过得那是相当拧巴，一方面，他试图维持昔日的排场。每天还要像模像样地召集部下开会，不仅要有会议记录，还要有人喊口号。可会议内容呢？不再是军国大事，而是“今天鸡下了几个蛋”、“地里的草锄没锄”。这种形式主义的挣扎，看着既滑稽又心酸。 另一方面，现实的窘迫又在狠狠打他的脸。虽然他有金条，但要养活跟着他的这一大帮子人，开销巨大。 可即便这样，人心还是散了。 曾经前呼后拥的“阎大帅”，到了晚年，身边的秘书、侍卫走得只剩下个位数。那个帮他写回忆录的原馥庭也想走，因为山上的日子太苦了，收入又微薄。当原馥庭提出要离开时，阎锡山沉默了很久，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说了句：“你不能离开我。” 在台湾政坛，阎锡山彻底成了个“透明人”。除了蒋介石偶尔为了做样子来看他一眼，陈诚出于礼貌来过一次，其他的国民党高官，避之唯恐不及。谁都怕跟这个“前朝遗老”沾上边，惹得老蒋不高兴。 阎锡山心里苦啊。他想去美国找儿子，蒋介石不让，一句“台湾好，何必出国”就把路堵死了；他想去日本看亲戚，更是不可能。蒋介石就是要把他圈养在这个荒山上，哪怕是一只没牙的老虎，也不能放归山林。 1960年，77岁的阎锡山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临终前，他留下了那个著名的“六点遗嘱”：丧事宜简、不收挽联、灵前不供花、早出殡、不准放声大哭。 阎锡山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远在美国，连葬礼都没回来参加。那个守墓的老部下，守了整整40年，每次提起这事儿都老泪纵横：“不孝之子啊，几十年连封信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