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农历三月二十八，微山湖的风裹着血腥味，吹过夏镇的街头巷尾。 川军邓锡侯部兵败撤退，西临微山湖、东靠津浦路的夏镇，转眼成了沦陷区。 德国神甫海登扯着嗓子喊，德日是盟友，入教就能保命。 几千个想要求生的百姓，被这句鬼话骗进了大地主叶家大院的教堂。 他们以为躲进教堂就安全了，没想到这是自投罗网。 日军的皮靴踏破教堂大门的那一刻，哭喊和尖叫瞬间淹没了祈祷声。 士兵们抡着枪托砸，翻箱倒柜抢财物，更把魔爪伸向手无寸铁的妇女。 神圣的教堂，成了侵略者逞凶作恶的屠宰场。 运河大堤上，一个日本军官举着望远镜，死死盯着微山湖的方向。 他大概是在找游击队的踪迹，却没料到，死亡正悄悄盯上自己。 躲在湖里的游击队员，端起打野鸭的土枪，瞄准，扣动扳机。 子弹不偏不倚，正中军官的肚子。 那家伙瞬间疼得直打滚，丢下望远镜在地上哀嚎，最后活活疼死。 军官一死，几个日军头目凑在一起嘀咕，很快就想出了报复的毒计。 他们盯上了姓朱和姓杨的百姓，拿“朱”谐音“猪”、“杨”谐音“羊”做文章。 一场毫无人性的“朱杨大祭”，就此拉开序幕。 当天下午，夏镇的街巷里满是刺耳的砸门声。 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踹开紧闭的家门，把门板、衣柜、八仙桌全卸下来。 这些百姓家里的寻常物件，被堆到街东的大庙小学，架成两米多高的柴垛。 熊熊烈火烧起来的时候，日军把那个军官的尸体抬上去，扔进火里烧化。 与此同时，从谢桥菜园抓来的两个青年，被强行拖到柴堆前。 他们是朱保玉和杨传龄，一个22岁，一个21岁，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冰冷的刀锋划过脖颈，两颗头颅滚落，成了祭祀的“贡品”。 杨传龄的父亲杨永昌，在家等了半天不见儿子回来。 他怕儿子夜里冷，揣着一件棉袄就往街上跑。 刚靠近柴堆，就被日军抓住，一枪托砸倒在地，再也没能站起来。 这一天，三条鲜活的生命，成了侵略者荒谬报复的牺牲品。 17岁的杨传英，亲眼看着二哥被日军带走。 那天，刚从徐州回家探亲的杨传龄，放下行李就去菜园拔草。 日本兵的枪口对准他，他不敢反抗，怕连累全村人。 他以为只是去做挑夫，走的时候脚步都在发抖。 杨传英躲在墙角，看着二哥和朱保玉被押着走远，心里揪成一团。 村民们都不敢出声，日军的屠刀就架在脖子上，谁敢反抗，就是全村遭殃。 杨传龄的父亲杨永昌，还安慰妻子，说儿子顶多干点活，很快就回来。 可天黑透了，街上还是空荡荡的，不见两个年轻人的身影。 杨永昌揣着棉袄出门的时候，脚步格外沉重。 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第二天清晨，真相像一把冰冷的刀，刺穿了所有侥幸。 朱保玉和杨传龄的头颅，被摆在燃烧的柴堆前。 杨永昌的尸体倒在一旁，棉袄掉在地上，沾着发黑的血迹。 好好的三个大活人，一夜之间就没了。 这场屠杀，彻底毁了杨传英的家。 二嫂没了丈夫，无奈之下只能改嫁。 奶奶和母亲终日以泪洗面，不吃不喝，很快就瘦得皮包骨头。 她们忧愤成疾，没撑多久，也跟着走了。 17岁的杨传英，一夜之间成了孤儿。 他一个人讨饭，一个人躲雨，饱一顿饥一顿地熬日子。 曾经热热闹闹的家，就这么被日军的铁蹄，碾成了碎片。 时隔多年，白发苍苍的杨传英说起这段往事，依旧气得浑身发抖。 他攥着拳头说，日寇无故杀了他的父亲和二哥，害得他家破人亡。 这份深仇大恨，永世难忘。 这场“朱杨大祭”，从来不是孤立的暴行。 它是日军侵华战争中，无数罪恶的一个缩影。 侵略者嘴上说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手里却拿着屠刀，把平民的生命当成牲畜。 宗教的谎言、谐音的荒谬、活人的献祭，每一个细节，都在撕碎他们所谓的“文明”面具。 在他们眼里，中国人的命，贱如草芥。 杨传英的口述，不是冰冷的历史文字，是带着血泪的民间记忆。 朱保玉、杨传龄、杨永昌，不是统计数字里的一个符号。 他们是儿子，是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 是被战争碾碎的，一个个鲜活的普通人。 正是这些藏在民间的记忆，让侵略者的罪行，永远无法被掩盖。 也让我们知道，历史从来不是书本上的几行字，是无数人的苦难堆积起来的。 微山湖的水，依旧在流淌。 夏镇的街头，早已换了人间。 可1938年那个春日的血，那个下午的惨叫，永远刻在这片土地上。 “朱杨大祭”的悲剧，不是一句“勿忘国耻”就能概括的。 它在警示我们，任何以强权践踏生命的行径，终将被历史唾弃。 那些为了求生却惨遭屠戮的平民，他们的苦难与尊严，永远是民族记忆里，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我们记住这些，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是为了珍惜当下的和平，是为了捍卫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安稳的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