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大特务徐远举准备逃走，他从沈醉手中拿过通行证后，长出了口气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到时降几级，说成是下级军官，比将军更吃得开。” 说实话，当时的昆明，空气里都透着一股子焦躁。卢汉要起义，这事儿在那个圈子里已经不算什么绝密了，也就是徐远举这些外来户还蒙在鼓里。 那天，徐远举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眼看解放军逼近，赶紧飞到昆明，指望从这儿飞台湾。到了昆明他才发现，这哪是跳板，简直就是个死胡同。 他去找沈醉。沈醉当时是云南站的站长，算是地头蛇。徐远举一来就咋咋呼呼要飞机，要走。沈醉心里其实早就有数了，卢汉已经把口子扎紧了。 但徐远举不信邪。他从沈醉那儿弄了张吉普车的特别通行证。把少将的皮一扒，换上便衣，混在人堆里，哪怕装个大头兵，只要能混上飞机去台湾，凭他的一身“本事”，东山再起不是梦。 可就在12月9日当晚，卢汉通电起义。整个昆明实行了最为严密的管控。徐远举开着车，揣着那张所谓的“护身符”，刚出门没多远就被昆明市警察局局长李志正的人给摁住了。 和徐远举一起落网的，还有周养浩。他在机场那一出更滑稽，为了逃跑，他也不要在国民党那边的身份了，混在难民堆里，甚至还想装成做生意的小老板。可他的脸太熟了，特务干久了，那股子阴沉的气质是藏不住的，警察一眼就把他从人堆里揪了出来。 至于沈醉，他是被卢汉以“开会”的名义直接扣下的。相比那两位到处乱窜，沈醉倒是成了最早“安顿”下来的那一个。 这三人被捕后，就被关在了一起。起初，这三位的态度那是天差地别，也正是这种态度，直接导致了他们后来完全不同的人生走向。 先说徐远举。 进了战犯管理所，他起初那个硬气啊，觉得自己杀人太多，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他，横竖是个死，不如破罐子破摔。 那个“能屈能伸”的徐远举哪去了？实际上，他骨子里极其骄傲且自卑。他出身黄埔，却干了特务这种脏活，心里一直憋着劲想证明自己。现在成了阶下囚，这种落差让他崩溃。 直到后来，陈赓大将去战犯管理所视察。陈赓也是黄埔出来的，对这帮黄埔系的战犯还是讲感情的。但他唯独没接见徐远举。这事儿对徐远举打击巨大。他觉得连老学长都嫌弃他，自己是真没救了。 不过，徐远举这人有个特点，吃软不吃硬。后来管理所的人摸透了他的脾气，不像对待普通犯人那样压着他，反倒是生活上给了不少关照。再加上沈醉在旁边做工作，跟他说：“你别硬撑了，只要坦白，咱们还有出路。” 徐远举这才慢慢软化下来。他这一开口不要紧，把当年“渣滓洞”、“白公馆”的那些黑幕，还有杀害杨虎城将军的细节，倒豆子一样全说了。 再看看沈醉。 沈醉是这三个人里最年轻，也是脑子最活泛的。他早就看清了形势。在云南被扣的时候，他就配合卢汉发布命令，让手下的特务放下武器。进了战犯管理所，他更是积极分子，写回忆录、揭发罪行，那叫一个勤快。 沈醉之所以能转变得这么快，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母亲。当年沈醉要去暗杀杨杰将军，他在家密谋，结果被老母亲听见了。老太太冲出来指着鼻子骂他：“你要是敢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沈醉当时跪下发誓不杀杨杰。这份未泯的良知，成了他后来改造的底色。 最后说说周养浩。 这人就是个“死硬派”加“小心眼”。他觉得自己是被沈醉出卖的，在监狱里恨沈醉恨得牙痒痒。有一次，他和沈醉吵架，抓起小板凳就要砸沈醉的头，要不是被宋希濂挡了一下，沈醉估计得血溅当场。 周养浩这种人，认死理，觉得效忠党国是“气节”。他在里面绝食、闹事，花了好长好长时间才慢慢接受现实。 这三个人的结局，真是一出讽刺剧。 沈醉，因为改造表现好，1960年第二批特赦就出去了。后来当了政协委员，写书、旅游，晚年过得相当滋润，活到了80多岁，算是善终。 周养浩，熬到了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他当时一心想去台湾，结果台湾那边根本不要他，甚至把他当皮球踢。他在香港滞留了很久，最后只好去了美国，客死异乡。 最让人唏嘘的，是徐远举。 那个喊着“能屈能伸”的人，最后恰恰死在了“不能受气”上。 那是1973年的冬天，徐远举那时候虽然还在监狱，但待遇已经不错了。那天，分配给他的劳动任务是检验缝纫产品的质量。结果因为技术问题，检验员说他的活儿不合格，让他返工。 徐远举炸了，他觉得这是有人故意整他，给他穿小鞋。那个暴脾气一上来，谁也拦不住，他在监舍里大吵大闹，脸红脖子粗。 大冬天的，他吵完架，为了泄火竟然打了一桶冷水，兜头浇了下来！这一激不要紧，他本来就有高血压，当天晚上就脑溢血发作，送到复兴医院抢救，没几天人就走了，终年59岁。 徐远举死前，大概会想起1949年那个昆明的夜晚，他手里攥着通行证，以为自己掌握了命运的遥控器。殊不知，命运早就给他标好了价格，而支付的方式，恰恰是他最控制不住的那个暴脾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