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名清朝刽子手的老婆，那些被砍下来的脑袋无人问领，就会被刽子手带回到自己的家中，这些脑袋就会交由他的老婆处理。 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八年，老北京的街巷里，走过邓家的门口，胆子小的都要绕道，谁家门口挂着三五个人头骨？只有刽子手，可真遇上了，没人觉得这是见怪不怪的事。 可邓家的女人，照常把这些脑袋处理干净，晾在自家屋檐下，和别人晾衣服没什么区别。 说起来，邓李氏的生活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她不是官太太，更不是富人家的媳妇，她是刽子手的老婆，家里没人敢多说话，外头人也不敢多看一眼，可过日子就是这么过下来的，谁家也都要吃饭，不管家里多晦气。 老邓每次从衙门回来，背着个麻袋，别人家买菜，他家拎人头，没人要的脑袋，带回来，交给她，她也不问是谁的，不打听案子，不关心死者的来历。 她只管把脑袋放进厨房的大锅里，添上水，架起柴火，锅开了，味道飘出去，邻居们就又要背地里嘀咕，说这家人不怕报应。 可她哪儿管这些？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她用长柄刷子一点点把皮肉刷净，再捞出来，摊在门口的架子上晾，太阳底下，骨头晾得发白，没人敢靠近。 她自己倒觉得没什么，晾头骨和晾鞋差不多，她打小干惯了粗活，见得多了，也不觉得有啥。 孩子们在院子里跑，她只叮嘱一句：“别碰那些。”孩子们也不问为什么，家里规矩就是这样，偶尔有外人来，看到这光景，吓得脸发白，她连头都懒得抬，心里只想着晚上还要淘米做饭，她的日子全靠这些脑袋撑着，别人嫌晦气，她觉得是救命稻草。 有时候，老邓在外头喝酒回来，嘴里嘟囔着：“这行当，干一辈子也没人瞧得起。”她听了也不吱声，只把头骨收进屋里，转手卖给来收的人，那时候，北京新式学堂多了，画画的、学医的都需要骨头做教具。 没人愿意自家人做标本，也没人肯捐尸体，她这门副业，正好填上了缺口。 买头骨的人来得小心翼翼，都是些老师或者教习，来敲门，递上银子，她不多话，收钱，交货，什么来路、什么身份，她都不问，她只知道，家里需要钱，孩子要吃饭，日子紧巴巴的时候，她甚至觉得这些脑袋比什么都值钱。 有一回，街坊王嫂在井边遇见她，低声说：“你家那活儿，真不怕晚上做噩梦？”她抬头看了王嫂一眼，淡淡地说：“有银子就行，梦不梦的，谁还在意？”说完提桶走了，王嫂愣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 其实，她心里也不是一点不怕，头一回自己动手清理脑袋的时候，夜里睡觉总觉得有冷风钻进被窝，可时间长了，心也硬了，她明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别人看这些脑袋怕，她看的是家里能多添一口饭菜。 她做这活计，讲究快、净、利索，头骨处理得干干净净，买家都说她手艺好，可她从不把这当本事，也不拿出去炫耀，没人愿意和刽子手家沾亲带故，孩子上学都得走后门，她也认了，这就是命。 清末那几年，天翻地覆。新法出来，砍头、凌迟都不用了，行刑的机会少了，脑袋也没了。她的“副业”一下断了，日子一下子难了起来，老邓整天窝在家里闷闷不乐，烟袋锅子一刻不离手，她还是每天照常做饭洗衣，家里冷清得很。 有一天，老邓坐在院子里，天色灰蒙蒙的，他突然问她：“咱们这辈子，算不算白活？”她擦着手上的油渍，想了想，说：“只要家里有人吃饭，没白活。” 说完就去灶台烧水，锅里咕嘟咕嘟地响着，像从前煮头骨的日子，只是锅里换成了萝卜和白菜。 孩子们大了，各奔东西。没人再提起家里那些年晾晒头骨的事，邻居们也都老了，再没人敢明着说邓家晦气，她偶尔在院子里坐一会儿，看着旧木架子发呆，那木架子还在，只是不再晾脑袋，晾的是家里洗的衣服和被单。 有时候，外头来人问起，她也只是笑笑，不说话，其实，她明白，不管别人怎么说，家里能挺过来，全靠她那几年没怕过、没退过，她不觉得丢人。 她见过最苦的日子，也见过最冷的眼神，她知道，靠着两个肩膀，撑下来的家才是家。 她没学过什么大道理，也不讲什么人生哲学，她只知道，活着的人最重要，头骨能卖钱，那就是宝贝，没人要的东西，她能换成一口饭，这就是她的能耐。 有一年冬天，家里快揭不开锅了，她半夜坐在灶台边，外头风呼呼地吹，她手上全是老茧，心里却一点不慌，她想，日子就是一顿顿饭撑起来的，不管是靠晦气还是靠力气。 再后来，邓家彻底没人提“脑袋”的事了，她的孩子长大了，在外头打工，没人再问起家里的旧事，她自己也老了，手上的老茧还在，可活计轻松多了，她觉得，这辈子没什么可怕的，什么都见过，心里也没什么装不下的事。 有人说她心狠，其实她只是心硬，别人逃避的，她敢捡起来干，别人嫌晦气的，她敢靠近，她不是不怕，只是怕饿着孩子，怕家里揭不开锅。 这世道，总有人要干这些没人愿意干的活，她觉得，能干下去，就是本事，她不求别人理解，也不盼着谁能记得她的好，她只想，家里人能好好活下去，就是最大的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