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8岁的徐悲鸿逝世，92岁的齐白石前来奔丧，只听扑通一声，老人直接跪地，磕了三个响头。这吓坏了徐家人，赶紧阻拦，不料他痛哭道“我给他磕再多的头，都不为过”。 白发苍苍的老人跪在灵前，枯瘦的手掌撑着冰冷的地面，额头红肿却浑然不觉。哭声里满是撕心裂肺的痛，在场者无不动容。谁能想到，这位已是鲐背之年的艺术巨匠，会用如此厚重的礼仪送别比自己小34岁的徐悲鸿？这三个响头，磕的不是辈分高低，不是虚名浮利，而是跨越二十五年风雨的知遇之恩，是艺术江湖里最纯粹的惺惺相惜。 要知道，在徐悲鸿慧眼识珠之前，齐白石的日子并不好过。1919年定居北平后，这位木匠出身的画家始终游离在主流画坛之外。保守派们嘲讽他的画是“野狐之禅”，骂他“俗气熏人”“不学无术”，连国画研究会会长周肇祥都公开告诫学生“不要学齐先生的画，他的画是骗人的”。那时的齐白石，扇面两元银币都无人问津，只能在非议中独自坚守“胆敢独造”的艺术主张。 转机出现在1928年。刚出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不顾画坛反对，执意要聘请齐白石任教。三次登门拜访，前两次都被婉拒——齐白石自忖没进过洋学堂，怕教不好大学生，更怕遭人排挤。直到第三次，徐悲鸿顶风冒雨而来，诚恳地说“您不必讲课，只要作画示范就行，我陪着您上课”，老人这才点头应允。 开学那天，徐悲鸿亲自乘马车去接齐白石，向全校师生恭敬介绍他的造诣。冬天怕他受凉，在讲台边生起火炉；夏天担心闷热，特意装上电扇；刮风下雨，必派车接送往返。更难得的是，考试评分时，徐悲鸿完全听从齐白石的意见，老人说哪幅画好，就给学生评“甲”。这种毫无保留的尊重，让一生饱尝白眼的齐白石热泪盈眶，后来多次对人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徐君也”。 徐悲鸿对齐白石的扶持远不止于此。他四处游说，说服中华书局出版《齐白石画集》，亲自编辑作序，称赞其“体物精微，纯然独创”；他把齐白石的作品推荐到欧洲展览，让这位“东方塞尚”的艺术走向世界；即便后来辞职南返，两人仍书信不断，徐悲鸿每年春节都会登门拜年，甚至会细心嘱咐家人为齐白石送去清蒸鲥鱼，告知“不必去鳞，鳞内有油更鲜美”。 两人的艺术主张虽有不同——徐悲鸿提倡中西融合改良国画，齐白石坚持从传统内部寻求变革，但在反对宗派、推崇创新的立场上高度契合。徐悲鸿曾说“吾推重齐白石者，正因其无一笔古人而能自立”，而齐白石也将徐悲鸿视为艺术上的知己，特意作画《杖藜扶梦访徐熙》相赠，用“白皮松外暗风吹”隐喻两人共同面对的画坛压力。 二十五年的相知相惜，早已让这份情谊超越了师徒、朋友的界限。徐悲鸿去世后，徐家人怕老人受刺激，一直瞒着消息，直到齐白石发现每月送来的工资不再是徐悲鸿亲自送达，才察觉异样。92岁的老人雇了三轮车亲自登门，看到“徐悲鸿纪念馆”的牌子时，瞬间明白了一切。 灵前的三个响头，是齐白石对伯乐的最高致敬。没有徐悲鸿的力排众议，没有那些无微不至的扶持，或许就没有后来的“人民艺术家”齐白石。这份不带功利的赏识，这份跨越年龄与流派的尊重，在人情淡薄的名利场中显得尤为珍贵。 真正的艺术传承，从来都离不开这样的惺惺相惜。徐悲鸿识才、惜才、护才的侠义之心，齐白石知恩、感恩、报恩的赤诚之心，共同谱写了艺坛佳话。如今再看这段往事，依然能感受到那份纯粹与厚重——它告诉我们，真正的知己，是黑暗中为你点灯的人，是困境中为你撑腰的人，这样的恩情，值得用一生去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