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9岁的安吉斯,也就是小兵张嘎的扮演者,去北影揪斗演艺人员,包括罗金宝的扮演者张莹,以及导演崔嵬,把他们打得面目全非。 1969年的安吉斯伫立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门外,手里死死攥着一根粗粝的木棍,这双手曾被名导崔嵬视若珍宝地握在掌中,赞许他是“祖师爷赏饭吃的好苗子”。 然而此刻,这双手却即将化作利刃,挥向那位曾在寒夜里替他掖好被角的老者,最令人窒息的悲剧莫过于,被打得面目全非的张莹,仅仅捱了三个月便撒手人寰。 1969年6月的那个午后,崔嵬惨遭游街示众,脸庞淤青遍布,宛如腐烂的茄子般触目惊心,处境更为凄惨的是饰演罗金宝的张莹,这位曾在深水中无数次托举安吉斯的“剧组慈父”,此刻正被皮带抽打得直不起腰。 后人曾为此算过一笔残酷的账:安吉斯凭借《小兵张嘎》赢取的所有荣光——无论是全国少儿电影节的最佳演员头衔、文化部的嘉奖令,还是三十余场慰问演出收获的鲜花与掌声,皆在那短短两个小时的疯狂中,以十六倍于积累的速度瞬间归零。 更加充满戏剧性悲剧色彩的是:彼时的张莹已是重病缠身,脆弱的心脏早已无法负荷如此剧烈的身心摧残,据当时的目击者沉痛回忆,“他被打倒后蜷缩在墙角,嘴里不停念叨着'小安,小安…'” 这位曾经手把手教安吉斯游泳、给他塞糖果、一点点纠正表演身段的男人,直至生命的至暗时刻,仍旧用那个充满爱意的昵称呼唤着行凶者。 三个月后,张莹因心力衰竭溘然长逝,年仅48岁,在那张冰冷的病床前,他终究没能等来那个曾经最亲昵的“小老弟”。 1963年的拍摄时光,整个剧组实际上是将安吉斯捧在手心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导演崔嵬深夜起身为他压实被角,摄影师于绍康的衣兜里似乎永远装着掏不完的芝麻糖,甚至连剧务场工都争先恐后地替他提拎道具箱。 然而,这种无死角的宠溺并非毫无副作用:当一个年仅13岁的懵懂孩童被外界强行塑造成高不可攀的“英雄图腾”后,他便很难再沉下心来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风波过后的1969年之后,安吉斯曾满怀希冀地两次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然而,当考官目光触及报名表上那个熟悉的名字时,面色瞬间降至冰点。 “不是演技不行,是没人敢用。”一位曾参与面试的老师事后坦言,“谁敢保证他不会再'打老师'?”就这样,这位曾凭一部戏红遍大江南北的天才少年,彻底沦为了演艺圈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 在几十年后的剧组重聚活动中,当年的老戏骨们哪怕坐着轮椅也悉数到场,唯独缺失了那个核心主角——嘎子。 究竟为何一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孩子,竟会在短短六年后对恩师痛下毒手?究其根本,在于安吉斯从未真正学会将“银幕角色”与“现实自我”剥离。 他的母亲乌兰是赫赫有名的革命女将军,他扮演的又是抗日小英雄,现实与戏剧的界限在他脑海中从未泾渭分明过,当那个特殊年代强硬地要求他“划清界限”时,这个19岁的热血青年选择了最极端暴烈的方式来“自证清白”——用拳头狠狠砸碎了过往所有的温情脉脉。 更深层次的悲剧内核在于,那个狂热的时代批量制造了无数个“安吉斯”,他们被刻意包装成某种符号、被赋予宏大的使命,却从未有人教导他们如何在狂热的浪潮中保持一丝清醒。 当周遭人群的呐喊声彻底淹没了内心的良知时,一个13岁便年少成名的孩子,又凭借什么去抵挡那股集体无意识的裹挟与吞噬? 后来,安吉斯南下深圳,褪去光环成为了一名普通的机关干部,据身边的同事描述,他办公桌上的案卷文件永远码放得整整齐齐,仿佛是在用这种极致的秩序感去对抗曾经那段岁月的混乱与无序。 步入晚年后,他时常独自伫立在阳台上,俯瞰楼下孩童们嬉闹着玩“打仗”游戏,那一声声稚嫩清脆的呐喊,不知是否会让他恍惚间梦回白洋淀的芦苇荡,抑或是北影厂那个充满血腥味的午后。 偶尔在电视中刷到《小兵张嘎》重播的画面时,他会盯着闪烁的屏幕怔住几秒,随即迅速切断电源,漆黑屏幕上映照出的那张沟壑纵横的苍老面容,与六十年前那个笑得没心没肺的银幕少年,早已判若云泥,沦为两个世界的人。 有些伤痕,注定不会随着胶片的褪色而消弭,而有些沉重的代价,则需要用整整余生去偿还。 主要信源:(搜狐娱乐——小兵张嘎背后的悲剧安吉斯与小兵张嘎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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