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沃尔玛冷柜前愣住。 穿褪色T恤的母亲往推车里扔第五盒冷冻披萨，3.99刀。 隔壁Whole Foods，穿Lululemon的女士指尖划过藜麦包装，23.5刀一磅。 这不是审美差异，是消化道里的阶级壁垒。 CDC最新数据摊牌了：年收入低于2.5万的家庭，肥胖率42.4%。 年收入超10万的呢？30.4%。 十二个百分点的鸿沟里填着什么？ 食品荒漠社区到最近超市要坐三趟公交，健身房月费抵穷人半月菜金，流水线工人深夜下班只剩炸鸡店亮着灯。 想起李湘直播间的弹幕。 “富态”这个词在中国语境里还在暧昧摆动。 但北京协和医院数据开始描出轮廓：一线城市白领肥胖率年增1.7%，建筑工群体是3.4%。 区别在于——前者健身房打卡是社交货币，后者腰间的胰岛素泵已成生产工具。 费城贫民区有家中餐馆改行卖沙拉了。 老板指着对面福利办公室：“领食品券的人宁愿换五包薯片，也不碰我这的羽衣甘蓝。 ”健康从来不是自然选择，是经济选择的终局。 当有机苹果比汉堡贵三倍，自律就成了奢侈品。 西雅图码农把代餐粉冲进斯坦福纪念水杯时，底特律流水线上的罗伯特正把第三块炸鸡夹进救济粮纸袋。 两具身体隔着阶级玻璃相互凝视，都以为对方活在自由里。 我们终于活成了赛博朋克预告片：穷人用廉价多巴胺对抗生存重压，富人用克制的胃囊兑换阶层通行证。 而微信步数排行榜上，那个永远垫底的账号，头像是个穿工装戴安全帽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