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八路军韩钧，要用3个团，去打日军佐佐木勋小组。众人疑惑：对方百来人，3个团人多了。韩钧瞪大眼，说：我要给副司令员报仇。 主要信源：（杨衍银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著名烈士 第27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703） 1942年春，在山西交城山区，八路军晋绥军区第八分区与一支日军精锐的特别行动队展开了一场激烈较量。 这支日军小队以其指挥官之名，被称为“佐佐木勋小组”。 他们并非普通作战部队，而是专门针对八路军指挥机关进行渗透、侦察与偷袭的特种单位。 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常伪装以隐蔽行踪，对根据地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该年2月，八分区副司令员刘德明便牺牲于该小组的突袭之下。 为报此仇，更为根除隐患，八分区司令员韩钧精心筹划，最终以绝对优势兵力将这股顽敌基本歼灭。 当时，侵华日军为应对八路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弥补大规模“扫荡”往往扑空的不足，开始组建并投入此类特种小队。 其成员多经过严格选拔，要求具备较强的单兵作战、野外生存及适应能力。 甚至能使用简单汉语，熟悉中国民间习俗，以便伪装。 在装备上，他们除标配步枪、手枪、手榴弹及匕首外，还配有轻机枪、掷弹筒和电台，兼具火力、机动与通讯能力。 他们的核心战术是化整为零，冒充中国军民潜入根据地腹地，主要目标直指八路军的各级指挥中枢，企图通过“斩首”行动扰乱我军部署。 1942年2月17日，农历大年初三，八分区机关及所属部队历经转战，于交城中西川南沟村宿营。官兵疲惫，戒备难免有所松懈。 佐佐木勋小组侦得踪迹后，于凌晨发起突然袭击。 副司令员刘德明临危不惧，迅速指挥警卫部队阻击，掩护机关人员转移，在激战中不幸中弹，英勇殉国。 刘德明的牺牲，使八分区上下同仇敌忾，消灭这股狡诈凶残的敌人，为副司令员报仇，成为全体指战员强烈的共同意志。 佐佐木勋小组并未罢手。 一个多月后的三月中旬，他们再次捕捉到八分区机关在交城水峪贯一带活动的线索，并伺机逼近。 此次，八分区警惕性极高，其敌工部门及时察觉异常，机关得以迅速安全转移。 敌军偷袭未成，却并未远遁，而是隐蔽于附近山中，企图继续寻找战机。 但是，他们此时的行动，也已进入八分区侦察人员的视野。 敌工科长段世楷带领侦察人员，最终锁定了这股敌人藏匿的大致区域。 获知此情，分区司令员韩钧果断决策，决心集中兵力，彻底围歼该敌。 他当即调集了三个团的部队。 有人认为，对付百人左右的敌军，动用如此兵力似有不值。 韩钧则认为，此敌绝非寻常，其战术狡猾、装备精良、战斗力强。 且极善山地作战与脱身，必须以绝对优势兵力形成铁壁合围，方能确保全歼，不使其一人漏网。 此战，既是为牺牲的战友复仇，更是为了拔除这根深插入根据地的毒刺，震慑敌军，意义重大。 当部队按计划开进预定区域时，却发现敌人已转移。 佐佐木勋的警觉使其频繁更换隐蔽点。 战机似乎稍纵即逝。 韩钧并未慌乱，他冷静分析：敌军小队已在外活动多日，所携给养必然有限，近期内必须返回其据点进行补充。 于是，他改变策略，变直接搜剿为“守株待兔”，在判断敌军最可能回撤的必经之路，石沙庄东南一带的险要山道上，重新部署了伏击圈。 他充分利用地形，将三个团分别配置于道路东、西两侧及中间制高点，构成了一个隐蔽而严密的“口袋阵”，静候敌人入彀。 伏击是艰苦的等待。 官兵们忍耐着寒冷与寂寞，坚守阵地。 直到3月22日下午，目标终于出现。 佐佐木勋率领其小队小心翼翼进入山道，其行进缓慢，不时观察四周，显露出高度的戒备。 待其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八路军指挥员一声令下，战斗打响。 起初，遭袭的日军虽惊不乱，迅速依托地形组成战斗小组，以猛烈火力顽强抵抗，战斗一度呈胶着状态。 韩钧见状，立即命令担任预备队的团投入战斗，从侧后方向敌发起猛烈突击。 在八路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前后夹击之下，日军特种小队最终难逃覆灭命运。 经过约半小时激战，该敌大部被歼。 打扫战场时，战士们发现了倒在血泊中的日军指挥官佐佐木勋。 当韩钧等人走近时，这个重伤未死的军国主义分子竟佯装自杀，而后突然暴起，持刀欲作最后反扑。 韩钧眼疾手快，当即开枪将其击毙。 此役，八路军以坚决果断的行动和优势兵力，基本全歼了这股曾给根据地造成重大损失的精锐敌军，取得了预期战果。 石沙庄伏击战的胜利，具有多重意义。 它成功铲除了威胁八分区指挥机关安全的心腹大患，为副司令员刘德明及牺牲的战友报了仇，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