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在日本，30岁的秋瑾和24岁的鲁迅发生激烈争辩，不料，秋瑾从靴筒里拔出倭刀，往讲台上“咚”地一插，当即丢下一句狠话，听到这句话后，一半人热血沸腾，一半人脸色煞白。 “光靠嘴皮子喊口号，能喊垮腐朽的清廷？能救得了四万万水深火热的同胞？”秋瑾的声音带着一股豁出去的狠劲，扫过台下黑压压的留日学生。她的目光锐利如刀，死死盯着那些还在犹豫的人。倭刀的寒光映在她的脸上，明明是秀气的眉眼，却透着一股男儿都少有的决绝。“今日在这里，要么跟着我扛起刀枪，要么滚回家里等着做亡国奴！” 这话不是空穴来风。1905年的日本东京，早就成了中国革命党人的聚集地。清政府眼看留日学生越来越多地参与反清活动，急得跳脚，逼着日本政府出台《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明着是管纪律，暗地里就是要掐断革命的火苗。规则一出，留学生炸开了锅，有人主张抗议到底，有人觉得应该先忍一忍，两派吵得不可开交。秋瑾是激进派的核心，她早就看透了清廷的本质，觉得任何妥协都是白费功夫。就在争辩的前几天，陈天华的死讯传来，这位青年因为悲愤于同胞的麻木和清廷的昏聩，毅然投海自尽，用生命唤醒国人。这件事像一把火，点燃了秋瑾心里的怒火，也让她更加坚定，只有武装起义，才能撕开这黑暗的口子。 鲁迅当时就坐在人群里，他刚从仙台医专退学没多久。在仙台的课堂上，那幕幻灯片的画面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拔不出来——日本人枪毙中国人，围观的同胞却一脸麻木，笑得像看一场热闹。他原本想着学医，救国人的身体，可那一刻他才明白，身体再健康，思想麻木了，照样是任人宰割的奴隶。他还在摸索，还在思考，到底什么样的路才能真正救中国。所以面对秋瑾的拔刀相向，他没有热血沸腾，也没有脸色煞白，只是皱着眉，沉默地看着台上那个挥舞着倭刀的女子。 他不是不认同秋瑾的爱国心，他只是觉得，革命不是只靠一腔热血就能成功的。他见过太多起义失败的例子，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最后被剖腹挖心，牺牲得惨烈至极。这些牺牲固然悲壮，可如果没有唤醒更多人，这样的流血又能换来什么？秋瑾却不这么想，她觉得，没有牺牲，就没有警醒，没有抛头颅洒热血的勇气，就别谈什么救亡图存。她随身带着这把倭刀，不是为了耍威风，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敢流血的革命者。她跟着俄国的虚无党人学造炸药，在武术会里练射击，白天和男学生一起讨论革命方略，晚上就着油灯写檄文，字里行间全是“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壮志。 那场争辩没有结果，两人谁也没说服谁。秋瑾没过多久就带着她的倭刀回国了，她在绍兴办起大通学堂，表面上是教学生读书习武，暗地里却是在培养革命力量，她亲手制定《光复军军制》，把浙江的革命志士拧成一股绳。1907年，安庆起义失败，牵连到大通学堂，秋瑾本有机会逃走，可她却选择留下来，她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她要做那个流血的人。最后，她在轩亭口从容就义，年仅32岁，临刑前只留下一句“秋风秋雨愁煞人”，道尽了革命者的悲壮与孤勇。 鲁迅则留在日本继续探索，他后来回国，拿起了笔，写下一篇篇锋利的文章。他在《药》里写了一个叫夏瑜的革命者，原型就是秋瑾和徐锡麟这样的人。夏瑜为革命牺牲，血却被做成了人血馒头，被麻木的百姓吃掉。这篇文章里，有惋惜，有悲愤，更有对国人思想觉醒的深切呼唤。他用文字做刀枪，刺向国人的麻木，唤醒沉睡的灵魂。 他们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却向着同一个方向。秋瑾用生命点燃了反抗的火种，鲁迅用文字照亮了启蒙的道路。一个用刀，一个用笔，一个热血赴死，一个冷静呐喊，都是为了救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他们的分歧，不过是救亡图存的不同方式，他们的初心，从来都是一样的滚烫。 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在黑暗里举着火把的人，不管是挥刀的秋瑾，还是握笔的鲁迅，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