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精明的农民父亲，和他更“叛逆”的儿子 1870年，十六岁的毛顺生站在父亲的坟前，家徒四壁，屋顶漏雨，还背着一屁股说不清的债。按当时湖南乡下老规矩，这家就算完了，等着拆屋分田抵债吧。可这个少年做了个狠决定——把家里最后几亩薄田典当，换了几十块大洋，扭头投了湘军。他要出去，给自己找条活路。 军营没让他发财，但打开了他的眼界。他看见湘江里吐着黑烟的火轮船，看见城里商人拨算盘珠子快得生风，看见一担米从乡下运到湘潭，价钱就能翻上一番。他明白了，光在土里刨食不行，得把东西运出去，变成钱。 退伍回家，他就开始干。方法笨得很：把自家东厢房改成碾米坊，收乡亲们的稻谷，吭哧吭哧碾成米，再雇条小船，一担一担运到湘潭码头去卖。一担赚几角钱，就靠这点薄利，他一笔一笔地记在账本上，像燕子衔泥一样，把那个漏风的破家，一点点垒出了样子。后来他越做越大，收猪贩到长沙，买牛交给农户养。他不懂啥叫“股份制”，但他知道把牛给农户养，生了小牛归自己，牛的力气帮农户耕地，公平合理，双方都乐意。他甚至印了一种盖着“毛义顺堂”红章的纸票，在韶山冲一带当钱使。为啥大家认？因为他毛顺生说话算数，随时能拿米、拿谷子给你换回来。他的生意经就八个字：实物为本，信用当头。 就是这个精于计算、把家业从负数做到富农的当家人，在对待自己儿子——毛泽东时，却显得那么矛盾，甚至“笨拙”。 他让六岁的毛泽东下田拔草，十岁就赶牛犁地。在他心里，读书认字是为了算账管家，除此之外都是虚的。父子俩的冲突在1906年那个冬至宴客的晚上爆发了。父亲让十三岁的儿子给客人端茶，儿子觉得受了侮辱，当众顶撞。暴怒的父亲追着要打，儿子跑到门前池塘边，以跳塘相逼，喊出：“父不慈，子何孝！”最终，这场对峙以少年单膝跪地、父亲罢手告终。表面看，父亲赢了，维护了威严。可仔细一想，一个把算盘打得噼啪响的人，真就只是为了要儿子当众低个头吗？或许，在他固执的管教里，藏着一种更深的担忧：在这个世道，没有强硬的身板和不服输的狠劲，怎么活下去？ 真正的转折在1910年秋天。十七岁的毛泽东铁了心要去五十里外的湘乡，读那种教算学、地理的“新式学堂”。这在毛顺生看来简直是胡闹：学费贵，不实用，学完回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他坚决反对。可架不住族里长辈和老师都说“这娃是块读书的料”，他最终，松口了。不但同意，还承担了所有费用。临行前，儿子在父亲视若珍宝的账本里，夹了一首明志的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话说得斩钉截铁，是要与旧生活彻底告别。毛顺生看到了。这个大半辈子都在韶山冲的田地和算盘间打转的农民，面对儿子如此决绝的宣言，没有撕掉，没有怒骂，只是沉默地合上了账本。 这沉默里有什么？有不解，有失落，或许，也有一丝他绝不会承认的、超越了自己认知的期盼。他用自己的方式，为儿子攒下了走出山冲的盘缠和底气。至于儿子要走向何等广阔、他完全无法想象的天地，那已超出了他账本的计算范畴。他能做的，就是在那个夜晚，选择放手。这个精明的商人父亲或许不懂革命，但他最后，读懂了儿子眼里那团他从未见过的火。这大概就是一个传统中国父亲，所能做出的、最深沉也是最艰难的投资。他播下了一颗务实的种子，却收获了一片理想的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