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获了诺奖是对“讲话”的突破成功，没想到却是一次突破大挫败 2012年，获得诺奖后的莫言在家乡的媒体见面会上称《讲话》确实有巨大的局限，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过分强调文学的阶级性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 他的作品在海外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读者不分肤色、不分阶级，都能从那些高密东北乡的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对苦难的挣扎，对欲望的坦诚，对生命本质的执着。“我一直站在人的角度写人，这种超越族群和政治的表达，才让中国文学真正走进了世界”，这番话在当时的媒体圈激起了不小的波澜。诺奖的认可本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高光，却因这番对经典文献的直接评判，在国内引发了泾渭分明的讨论，所谓的“突破”最终变成了一场关于文学本质的激烈争执。 没人能否认《讲话》在特殊年代的分量。1942年的延安，抗战进入关键阶段，大批知识分子奔向革命圣地，却面临着脱离群众、作品与现实脱节的问题。《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让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那些年，作家们走出书斋，深入田间地头、战场军营，《白毛女》的悲怆唤醒了民众的反抗意识，《小二黑结婚》用通俗的故事传播着新思想，这些作品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讲话》构建的文艺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的创作逻辑，至今仍是文艺创作的重要遵循。 但时代在变，文学的使命也在拓展。莫言的感慨，道出了改革开放后一代作家的创作困境与追求。上世纪80年代，“马尔克斯热”席卷文坛，莫言从魔幻现实主义中汲取灵感，却始终扎根于高密东北乡的土壤。他写《丰乳肥臀》中母亲的坚韧与苦难，写《生死疲劳》里轮回众生的挣扎与希望，这些故事里没有绝对的阶级标签，只有鲜活的、复杂的人。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评价恰是最好的注脚——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核心仍是对“人”的全景式描摹。文学的价值从来不止于服务特定时代的政治需求，更在于捕捉人性中共通的情感与困惑，这正是莫言作品能跨越国界的关键。 这场争议的核心，从来不是否定《讲话》的历史价值，而是探讨文学在不同时代的多元可能性。《讲话》强调的阶级性与现实关怀，与莫言坚守的人性表达并非对立。文学既要能成为时代的镜子，反映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矛盾与人民诉求；也要能成为人性的灯塔，照亮人类共通的精神家园。延安时期的作家用作品推动革命进程，莫言用作品让世界读懂中国，两者都是文学价值的鲜活体现。 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既能扎根时代土壤，又能突破时空界限。《讲话》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它让文艺摆脱了精英化的桎梏，走向了更广阔的人民大众；而莫言等当代作家的探索，让文学在坚守现实底色的同时，拥抱了更普世的人性主题。这场看似“挫败”的突破，其实是文学在时代变迁中寻找平衡的必然过程。 文学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在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中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尊重《讲话》的历史地位，也认可当代作家的探索勇气，才能让文学既不负时代，也不负人心。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