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的邓颖超，找到李鹏，开口就是一句：“我想安乐死。” 这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情绪失控，而是她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她的身体早就撑不住了，几十年革命生涯积攒下来的病痛，让她连坐着都觉得辛苦。 年轻时她在敌后做情报工作，四处奔波，吃不饱穿不暖，落下胃病和风湿。 打游击那几年，睡山洞、趟水沟、啃树皮，冷一场热一场，病根就这么埋下了。 建国后又是连轴转，政务繁杂，几乎没有一天好好休息，高血压、冠心病、胆管结石，接连找上门。 几十年来她动过大大小小好几次手术，身体被切割得像拼图一样。 到了晚年，帕金森又来了，她的手一直抖，吃饭要人一口一口喂，走路得人搀着，累了一辈子的身体再也扛不住了。 她怕的不是死，而是活着成了别人的负担。 每次打针吃药，她的胳膊上就多几个针眼，有的地方反复穿刺，皮肤都黑了。 晚上疼醒了，她从不喊人，只是静静坐着，一直熬到天亮。 她常跟身边的秘书说，自己一辈子没给组织添过麻烦，老了反倒成了拖累，心里不安。 她心里装的始终不是自己，而是这个国家。 她说，一个人活着不能干事，还要别人围着转，那就没意义了。 她不是第一次提这个想法，李鹏听她说时，整个人僵住了。 他是她一手看着长大的，父母牺牲后，是她和周总理把他带大的，他知道她受过的苦，也明白她说这话有多不容易。 他没法答应，只能劝她，说她是国家的功臣，国家不会不管她。 她没再坚持，只是把这个愿望写进了遗嘱。 那份遗嘱邓颖超写得很早，第一次写是1978年，党的生日那天，她让秘书拿来纸和笔，说要写点东西。 谁也没想到她写的是自己的身后安排。 她一共写了五条，后来又加了两条，全都是关于怎么不给国家添麻烦。 她说，她的遗体要解剖火化，骨灰不留，要撒掉。 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直接公布去世消息。 她说，这些工作和身份，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死了就该干干净净地走。 几年后她又加了两条，一条是住的房子不能搞纪念馆，要交给国家。 另一条是不能因为她或她爱人的身份去照顾任何亲属，这样做不符合组织原则。 她自己没有直系亲属，亲自叮嘱秘书赵炜，穿哪件衣服，骨灰盒什么样，全都一一交待清楚。 她知道赵炜一个人做不了主，还写下正式文字，交给组织。 她不怕死，只怕死得不干净。 到她88岁那年，病情恶化，高烧不退，吃不下饭。 医生为了维持生命，做了胃漏手术。 她醒来第一句话就是道歉，说又给大家添麻烦了。 她从来没要求国家给她什么，临死都要把负担降到最低。 她走得特别安静，没有追悼会，没有墓地。 骨灰撒进了海河，回到了她少年时代开始革命的地方。 这件事很多年没人说起，直到后来她那段想安乐死的往事被提起，才让人重新想起她的那份遗嘱和她的选择。 在那个年代，安乐死还是个很敏感的词，几乎没人敢公开提。 可是她敢提，也敢写。 不是她不珍惜生命，而是她更珍惜别人的付出。 她一生都在为国家操劳，死的时候也不想浪费一针一药。 她说过一句话：共产党员的生命是人民的，不能浪费。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她用一生践行的信念。 今天再看她的选择，不是悲伤，是敬重。 她没有子女，也没有墓地，但她留下的东西，比任何遗物都重。 这样的精神，不会老，也不会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