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龙：清代最“难模仿”的清官——因他清得有章法、廉得有体系 在清代二百六十余年的官僚长卷中，于成龙（1617—1684）是极少数被官方史书、地方志、民间笔记与帝王朱批共同认证的“全维型廉吏”。他不是靠拒收一包茶叶立身，而是以二十三年十三次升迁的实绩证明：真正的清廉，从不排斥权力，而在于如何用好权力；真正的操守，不在远离尘嚣，而在直面淤泥时仍能厘清脉络、重建秩序。 于成龙的起点极具象征意义：四十五岁以“副榜贡生”赴广西罗城任知县。彼时罗城隶属柳州府，地僻瘴深，前任知县或死于疫病，或弃印而逃。他携仆三人赴任，栖身破庙，自教农耕、招抚流民、编保甲、建社学、平盗匪。七年之间，荒邑成治，百姓刻碑称“慈父于公”。这并非悲情叙事，而是基层治理的完整闭环——有调查（亲访百里）、有方案（轻赋税、兴教化）、有执行（身先士卒）、有反馈（民户倍增）。 此后他历任黄州知府、武昌知府、福建按察使、直隶巡抚、两江总督，每到一地，必做三件事：查积弊、立章程、训吏役。在福建，他废除“通海案”株连旧例，制定《谳狱五则》，要求“无供不录、无证不判、疑罪从无”；在直隶，他颁行《禁革私派檄》，明列十八种非法摊派名目，勒石于州县衙门；在两江，他首推“粮价月报制”，建立跨府赈灾联动机制，使康熙二十三年江南大水未酿成大规模饥馑。 更值得今人深思的是，于成龙的清廉具有高度制度自觉。他拒收“火耗”却支持合理财政留成；反对奢靡却不压制民生消费；严惩贪墨，亦大力举荐务实干吏。其幕僚陈廷敬曾记：“于公案头常置两册：一曰《律例疏解》，一曰《荒政辑要》。”清，是他对权力的敬畏；能，是他对责任的回应；而“端”（正也），则是他对制度理性的终身践行。 康熙帝赞其“天下廉吏第一”，非因其贫，实因其治——清而有方，廉而有为，端而有度。于成龙提醒我们：历史中最珍贵的榜样，从来不是不可企及的圣人，而是把理想主义锻造成方法论的实践者。 清王朝功过 清官图鉴 苏州第一清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