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妈还是知青，在县里卫生院生下我。那晚油灯昏黄，接生婆把我抱给她，

1979 年，我妈还是知青，在县里卫生院生下我。那晚油灯昏黄，接生婆把我抱给她，她看了我很久，给我系了一根红布条。第二天，公社来了返城名额，她被喊了名字。她把我托给生产队里最厚道的一家，留下一封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信和一点钱，说等安顿好就回来接我。她没回来。队里过了几次信，说她去了重庆上班，又调去另一个单位，后来信就断了。 收养我的陈大爷陈奶奶，是队里出了名的实心眼，一辈子没生养，把我当亲儿子疼。红布条被陈奶奶锁在樟木箱最底层，每年端午拿出来晒，说这是我身上带下来的根。陈大爷话少，下地回来总给我塞半块糠饼子，或者几颗刚摘的酸枣，脏乎乎的手蹭得我脸上都是灰，我却甜得直晃脑袋。 后来我娶了邻村的秀莲，生了个胖小子，满月那天，陈奶奶翻出红布条要给娃系上。正忙活呢，村口王二扯着嗓子喊我，说有个重庆来的阿姨找我，手里攥着个旧信封，跟我家那封一模一样。 我心里咯噔一下，跟着往村口走，远远看见个头发花白的女人，站在老槐树下直搓手。看见我，她嘴唇哆嗦着，掏出信封——封皮上的字跟我亲妈那封信歪得一个样。 她说当年到重庆没俩月就查出重病，怕拖累我，才故意断了信。后来嫁了人，生了个女儿，身体好些就到处打听，直到前两年联系上当年队里的会计，才知道我在这儿。 我没说话，转头往家走，她跟在后面。进了门看见陈大爷陈奶奶，“扑通”就跪下了。陈奶奶赶紧拉她起来，递了碗红糖水，说：“回来就好，娃这几年过得踏实。” 晚上吃饭，她给秀莲和娃塞红包，一个劲儿跟我道歉。我夹了块红烧肉放进陈大爷碗里，说：“爹，你多吃点。”转头对她说：“以后常来，家里给你留着房间。” 那天夜里，我把旧红布条和给娃新做的红布条系在一起，放进樟木箱。陈奶奶在旁边缝被子，嘴里念叨：“这下好了，都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