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李玲：“我死了不要骨灰，不要墓地，也不要通知亲朋好友，就悄悄地拉火葬场，

北大教授李玲：“我死了不要骨灰，不要墓地，也不要通知亲朋好友，就悄悄地拉火葬场，烧成灰让火葬场随便处理了，如果火葬场不接就扔垃圾桶”。 这句话听着太狠了。若是出自一位看破红尘的隐士之口，或许只是一句狂言。但说这话的人是李玲，她在美国拿了终身教职，却在非典最凶险的时候，顶着压力毅然回国的那个李玲。 2003年春夏之交的中国，非典疫情肆虐，街头巷尾空荡荡，校园封控、聚会取消，整个城市仿佛按下暂停键。 当时的李玲，已经在美国生活了17年，在马里兰州立大学经济系站稳了脚跟，不仅评上了副教授，还拿到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终身教职，教着卫生经济学、管理经济学这些热门课程，每年都能拿到优异表现奖，日子安稳又体面。 那会儿美国马里兰州政府都发了通知，告诫居民不许去中国，真要去了，一切责任自负。 国际上对中国的评价也一边倒，批评声此起彼伏，“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人员、货运往来都被层层封锁。明眼人都知道，这时候去中国，就是往风险里钻。 可李玲还是收拾了行李，拖着箱子走进了北大西门，应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邀请，回国填补医疗卫生经济学领域的教研空白。她不是不知道危险，只是心里装着更要紧的事。 回国没多久，疫情就被举国严防死守的力量控制住了。但李玲没停下脚步，很快投身到国家医改调研中。 下到基层她才发现，地方领导报GDP、产值甚至牛羊数量都如数家珍，可一问到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人均预期寿命这些和人相关的数据，全都说不上来。原因很简单，这些数据和GDP挂钩不上，没人当成考核重点。 更让她揪心的是，当时发改委差点就出台一份医改文件，照搬国企改革的思路，抓大放小，只留几所医院，其余全部卖掉。医疗卫生本就不是盈利行业，真这么改，医疗资源只会一个劲往城市挤，基层医疗体系只会彻底垮掉。 要是非典疫情当时蔓延到乡村，后果根本不堪设想。好在非典的爆发，让这份文件没能落地，医改方向被及时纠偏，一场关于政府和市场在医疗领域边界的大讨论就此展开。 李玲骨子里的执拗，从这时候就显现出来了。她不迎合市场化的潮流，2004年就写文章明确提出，中国该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点出医疗卫生领域的症结就是政府失责、市场失灵。 2006年，她带着学生直奔江苏宿迁，实地调研当地全盘私有化的医改模式，最后直接指出，这种模式违背客观规律，不仅没解决看病贵的问题，反而加重了老百姓负担，给后续医改敲响了警钟。 她的研究从不是纸上谈兵，一半时间都在基层调研。2009年新医改启动，李玲作为专家团队成员全程参与，后来发掘出的“三明模式”，至今仍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参考。 三明医改能成功，核心就是她一直倡导的公益属性回归：成立专门医改领导小组，把分散的医院管理权统一起来，给院长定了41项考核指标，收入全看绩效，杜绝跑偏；医生实行年薪制，收入不再靠药品、检查提成，而是和工作量、医疗质量挂钩，平均收入翻了三倍，药品价格却大幅下降，部分降幅甚至超过100%。 这些年她在北大教书，自编教材教案，把国际前沿理论和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拿了北京市优秀教师、北大十佳教师，还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可始终没丢了务实的底色。 2020年疫情初期，她第一时间给武汉市政府提建议，引用“台州经验”，主张用信息流代替人流物流，靠互联网医疗、远程会诊减少外出，每一条都贴合实际需求。 回头再看她关于身后事的言论，就一点不觉得狠了，反而透着刻在骨子里的务实。一辈子和医疗卫生打交道，见多了生老病死，也看透了形式主义的拖累。 她见过基层医疗因追求利益而崩塌的风险，也见证过公共卫生体系靠制度建设抵御危机的力量，自然不把死后的虚名当回事。 现在不少人办葬礼，比的是场面够不够大、墓地够不够气派，折腾一圈下来，累了亲人、空耗了资源，说白了就是做给别人看。 李玲不要这些，是不想给家人添负担，也不想被世俗仪式绑架。她这辈子，选了最难走的路——非典时逆行回国，医改中坚守公益，从不为虚名所困。 活着的时候全力以赴做实事，离开的时候干干净净不纠缠，这份通透，不是看破红尘的消极，是历经世事后的清醒。 有人说她的想法太极端，忽略了亲情纪念。可真正的怀念，从不在骨灰盒和墓碑里。李玲这辈子为医改奔走，让更多人享受到优质平价的医疗服务，这份功绩，比任何墓地都更长久。 她用一生证明，人活着的价值，不在于死后有多风光，而在于活着的时候，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 从美国的终身教职到中国的医改一线，从课堂讲台到基层调研，李玲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又清醒。她对身后事的安排，不过是她人生态度的延续——不搞虚的，只来实的。 这样的人，看似“狠绝”，实则活得最明白，也最有力量。 信息源：《『国情讲坛』第27讲｜李玲：大时代新战略——健康中国》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