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关于诸葛亮最有名的故事莫过于“三顾茅庐”，围绕着“三顾茅庐”人们也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争议。其中一个比较特殊的争议是“诸葛亮躬耕地之争” -- 是襄阳市还是南阳市，不但民间争论激烈，两地官方也下场参与辩论。
双方各有观点也各有史料论据，谁也说服不了谁。实际上双方都没有错，他们说得都对。因为在遥远的三国时代，襄阳和南阳某种程度上就是同一个地方。
现今的襄阳市和南阳市在地理上同属于南阳盆地，而南阳盆地还有个名字更能说明这两市的地理关系 – 南襄盆地。
南襄盆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信息在这里就不复述了，历史上它是公认的战略要地。只要占据了这个地方，北可谋中原、西可觊汉中关中，南可图荆湖。因此自春秋战国起，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春秋时期楚国吞并盆地中的邓、吕、南申等国后，就以南申国都城申邑（今南阳市市北地区）为核心，将整个南襄盆地打造成进击中原的基地。
始皇帝统一中国后，在南襄盆地设置了南阳郡。整个南阳市和襄阳市的主体部分都属于南阳郡，只有汉水以南的小部分地区被划入了南郡。两汉时期，南阳郡（治所宛城）和南郡的行政辖区基本都保持不变，只是在行政上给两郡设置了一个共同的上级 -- 荆州。
所以说刘皇叔三顾茅庐那段时间，现在的襄阳市和南阳市都属于南阳郡。从郡的范围来说，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地方。而且那个时候人们所称的“南阳”指的既不是南阳也不是襄阳，而是将他们全部揽括的南阳郡。
赤壁大战后荆州分裂，北归曹魏、南归孙吴（最初归蜀汉）。襄阳、南阳所属的南阳郡在曹魏控制的荆州北部，但是襄阳成了前线重镇。为了便于边防，曹魏提升了襄阳的级别将南襄盆地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南阳）重新划定为襄阳郡，其余部分设南乡郡。
三国后中国很快就陷入了极其混乱的大分裂时期（南北朝），由于各朝你方唱罢我登场，南襄地区的行政划分一直在变化。但基本都是以襄阳为治所，尽量揽括整个南襄盆地。也就是说襄阳和南阳并没有分家。
之所以会这样，源于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分的一个重要原则 -- 山川形便。
“山川形便”的主要规则是以自然山川、河流来做各行政区的边界。这么划分的好处是，各行政区内生活习俗相近、交通相对便利，利于管理和集中物资、人力。但是这么划分也有个意料之外的缺点，皇朝一旦没落，地方势力容易借地利割据称王。
到了唐朝，整个皇朝在行政上被划分为十道，南襄盆地隶属于山南道。唐玄宗时期山南道虽然被拆分为二，但是南襄地区并没有被拆开并且襄阳还成为了山南东道的治所。
其后藩镇割据、五代时期，南襄地区也一直以襄阳为治所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赵宋重新统一中原后，将全国划分为十五个路，南襄地区也还是一个整体，治所为襄阳。
综上可以看出，从秦到宋历时一千三百多年，期间经历了两次大分裂，南襄这个兵家必争之地，还始终保持为一个整体。不说是个奇迹，也确实很难得了，但是该来的终归会来。
北宋覆灭后，中国再次进入南北对峙，南襄地区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分家。绍兴十一年，宋金达成和议，双方以淮河至大散关一线为界。南襄地区被一分为二，北以南阳为主归金国，南以襄阳为主归南宋，具体的边界差不多就是现在湖北省和河南省的分界线。
虽然元朝攻灭金、宋后又将南襄地区重新合并（隶属于河南江北行省），但是分家的理念已经被植下。朱明建立后，太祖朱元璋就将南襄地区再次一分为二。北边的南阳府隶属河南布政司，南边的襄阳府归湖广布政司。
太祖拆南襄的原因其实就是之前提到的行政划界“山川形便”的弊端 – 地形容易被利用起来割据。也正是从明朝开始，“犬牙相入”成了行政划界的主要原则。简单来说就是将地形险要、容易据险割据的地区从内部拆分成几块，不但互相掣肘，互相之间也全都无险可守了。
这也不是太祖太小心、敏感，而且千年的皇朝史已经向太祖证明，皇朝的敌人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入侵的外敌，而是来自内部，来源于自己。太祖没能力从根本上去解决皇朝内乱的问题，就只能从别的地方下手尽量去降低内乱的可能了。
注：太祖不但将南襄一分为二，还将边上的荆襄地区设置为禁区，不允许平民擅入。根本的原因还是地理、地形特点导致这一地区不但易于耕作，还易守难攻不便治理。其后流民的汇入，荆襄成了明朝的毒瘤，也在事实上旁证了太祖的想法是正确的（只是他的方法太烂，解禁设置郧阳府后才解决问题）。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行政区域划分，同时也继承了明朝的行政划界原则，在其两百多年的历史里也一直在贯彻这一原则。这也是现今地图里我们看到各行政地区犬牙相入的原因，不是规划者无聊，这是历史留下的界线。
正是从明朝开始的被迫分家，造成了一些人为的分裂和隔阂，这也才产生了诸葛亮的躬耕之争。实际上去过两地的人应该都能感觉出来，襄阳和南阳方言、习俗、饮食文化方面的相似度实际高于和湖北其它地方，因为五百年前真的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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