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比起炮火纷飞的前线战场，地下工作其实更为紧张。一些地下工作者为了打入敌营，不仅需要与敌人虚与委蛇，而且还不被家人和朋友理解，甚至可能被当成“叛徒”处理。但这些人带来的情报，力量却是巨大的，甚至可以影响战争的走势。比如打入敌营的“汉奸”夏文运，就是这样一个敌后工作者。

夏文运出生在辽宁省大连市，1925年赴日本留学，他也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硕士之一。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他于1931年顺利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夏文运回国后，因学历高，日语又好，被日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和知鹰二看中，当了和知鹰二的中文翻译。

当时正值中国军阀混战时期，广西军阀李宗仁与手握国民党军权的蒋介石不对路，时有摩擦。日军认为这是分裂中国的一个好机会，便派和知鹰二频繁接触李宗仁。夏文运因为是李宗仁的中文翻译，自然见到李宗仁的次数也逐渐增多。

李宗仁见夏文运为人正派，且很有才华，并非那些为虎作伥的狗腿子翻译，便生出爱才之心，劝他为自己的国家出一份力。夏文运被李宗仁的爱国之情感染，顿时泪如雨下，当场表示：“如有机会替祖国报效，万死不辞!”李宗仁见夏文运表情认真，便与他私下里约定，让夏文运暗中搜集日军的情报，传递给中国政府和军队。

当然，李宗仁也提出给夏文运一些报酬，却被夏文运断然拒绝。他之所以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挽救中国，而不是为了钱。之后，夏文运便将自己从日本人那里刺探到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给李宗仁。如1934年-1935年，李宗仁就接到夏文运的情报：“日本派大批人员到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国家活动”，他判断出日军将实施南下战略，及时将广西省会从靠近印度的南宁迁到内地的桂林，进行战略转移，避免遭受重大损失。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少壮派军人土肥原贤二等人得势，侵华规模逐渐扩大，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由于夏文运的上级和知鹰二属于北进派，后来一直被少壮派打压，所以和知鹰二也对夏文运进行了庇护。夏文运利用在沦陷区行动自由这一优势，将沦陷区收集到的重要情报，都传递了出去。中国第五战区情报科用专用电台接收，并用专用密码译出。

日军占领南京后，打算派出第13师团，从津浦线北上作战。夏文运在1937年12月探知这一情报，立刻发报给李宗仁。李宗仁得到情报后，派桂军31军诱敌深入，等到日军窜到淮河北岸后再加以堵截。同时命令李品仙等第11集团军，在津浦铁路两侧夹击日军，毙敌于淮河南岸，使淮河南北两岸的日军无法会合作战。

而在夏文运传递的情报中，价值最大的，当属台儿庄战役之前发送的情报。1938年2月，夏文运探知“日军第5师团板垣征四郎所部，从胶济路南进蒙阴、沂水等地”，立刻汇报给李宗仁。李宗仁认为板垣是要攻打临沂，便派庞炳勋部驰往临沂，堵截日军。庞炳勋军团血战至3月中旬，即将抵挡不住。但此时南北战线均吃紧，李宗仁根本无兵可调。

在这关键时刻，夏文运传来情报，上面只有八个字：“日军南动而北不动”。这一情报给李宗仁吃了一颗定心丸，李宗仁当即调张自忠部驰援庞炳勋军团，两大军团合力在临沂吃掉了日军3000多人，导致板垣师团与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无法会合。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大捷，此战役中国歼敌2万余众，矶谷师团主力被彻底歼灭。

1939年4月，李宗仁又接到夏文运从上海发来的情报，得知了日军扫荡五战区的战略及兵力部署情报。他立刻排兵布阵，率部苦战月余，击毙日军5000余人。李宗仁对夏文运提供的情报在价值、迅速以及准确方面甚为钦佩，就连他所麾下的第五战区情报科，也因此在抗日时期多次被国名政府通电嘉奖。

当然，最令李宗仁钦佩的还是夏文运默默付出的精神。他不顾个人安危，弄到如此重要的情报，却不要分毫报酬，亦不接受国民政府的任何嘉奖，甘作无名英雄。这种品质，令李宗仁赞不绝口，甚至将其写入自己的回忆录中。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夏文运多次刺探重要情报，日军情报科也开始怀疑他，甚至差点将他逮捕。夏文运又逃到了山西太原。

夏文运在山西期间出任汪伪政府的官员，他也因此在抗战胜利后被逮捕。但经过查证，夏文运担任伪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期间，罪行无案可稽，最后被李宗仁保释出狱。而据他的女儿夏绿蒂回忆，夏文运在山西期间，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经常与八路军进行物质交换，并掩护、解救过包括董必武在内的许多共产党人的性命。

但由于夏文运做这些事都十分隐秘，很少有人知道，他担心以后解释不清给日本人做翻译，以及在汪伪政府任职的事，便在1950年去了香港，后来又定居日本。夏文运尽管学识渊博、侠肝义胆，但在思想上仍旧是老旧思想，信奉“多子多福”的传统，除了在中国有两位妻子外，在日本还有两个老婆，所以后来去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