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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授衔是从授衔大将开始的，由周总理亲自给在京的大将们授衔。而元帅们的授衔仪式是在当天下午，由毛主席亲自授衔。当时在京的元帅只有7位，林彪因为在青岛养病、刘伯承也是因为身体原因再加上军事学院事务繁忙、叶剑英则是因为要在辽东半岛组织一场重大的军事演习而缺席了授衔仪式。实际上毛主席除了给在京的元帅们授衔外，还给部分在京的开国将帅授过勋，比如毛主席就给李贞少将颁发过一级解放勋章。十二大军区的授衔工作则分别集中在7个城市进行，各军、兵种的校、尉官授衔仪式则分别由各军兵种主官主持进行。

共和国17+1次阅兵一览表。开国大典是共和国第一次阅兵，奠定了阅兵式的基本框架。飞机不够，周总理下令9架战斗机绕飞第二圈。54年阅兵，也是一次重大转折，只是年老的人才会有记忆。骑兵作为一个几千的兵种，最后一次参加阅兵，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标志着我军从骡马化向机械化转型。84年阅兵是国人记忆最深刻的一次阅兵。刚从中越自卫反击战战场下来的老兵，一个个眼神里充满了杀气；这次阅兵还第一次展示了我们的战略导弹DF5，标志着我国具备的全球核反击能力。这次阅兵的气势和武器展示，为我们接下来加大改革开放，创造了安全的国际环境。2015年的抗战胜利70年阅兵，是最有纪念意义的。首先是纪念抗战胜利70年，振奋了国民爱国热情；其次邀请了多国元首和仪仗队，共同参与了这次盛典。最震撼的，个人觉得还是2017年朱日和阅兵，全部实战化阅兵，各种战术动作都按照实战化要求进行，颇有沙场秋点兵的气势。期待这次9.3阅兵，这些年军改的实战化成果，以及我们军工突飞猛进的发展，未来战场概念，会在这次阅兵中集中展现给全球。

1955年评定军衔时，陈赓档案中找不到主力师师长的记录，按规定无法晋升大将。眼看十大将中要少他一个，陈赓灵机一动，找到昔日战友李聚奎："老李，过几天我跟徐立清说我是接替你当的师长，你就这么说！"一九五五年的北京，秋意刚刚掠过树梢，军委大院却像开了锅。走廊里到处是抱卷宗的干部，一叠叠档案拍在桌上，纸张边缘磨得起毛。授衔制度第一次落地，规矩写得明明白白：红军年月干到主力师师长，才有资格列进大将名单。十颗将星只差最后一颗，所有表格依次勾完，偏偏陈赓那一栏空着，职务一栏仍是空白。档案员挠头，照规矩办事，没纸面记录就没法盖章；照历史讲功劳，少他一个谁都说不过去。消息在院里传开，好些人小声琢磨：这可咋办？陈赓正随军在外，远程电报已经送到，回报却只有一句“知道了”。他向来拿得起放得下，这一次也没急着要说法。返京那天傍晚，院墙的影子刚刚拉长，他一身风尘踩进机关大门。正巧李聚奎从楼梯口下来，两人半路碰头。李聚奎拍他袖口的灰：“听说明细上缺师长任命？”陈赓抖落大衣，声音不大：“对档案犯不着生气，咱战场干过，纸上没写罢了。过两天徐立清来问，就说我接过你那摊子，你搭句话。”李聚奎脸上没丝犹豫，一口答应。冬日风从天安门广场吹来，两人并排走在灰砖路上，脚步声落地瓷实，像在确认一桩无声契约。几天后，总政治部谈话室门关得严严。徐立清捧着表格，听李聚奎提起“陈赓曾接任师长”，钢笔尖在纸上点了一下，黑墨划过空栏，一笔写完，没有追问。屋子里静到连页角翻动都听得清。纸面难题被轻轻放平，靠的不是作假，而是对浴血生涯的默认。门一开，走廊里依旧人声鼎沸，没人注意到这一道小插曲，可它像暗线，把制度和人情缝合在一起。九月二十七日，怀仁堂灯火辉煌。大厅里礼兵持枪列队，红绸铺过台阶。毛主席迈进门口，看到陈赓，眉梢带笑：“跟着我干可比跟着老蒋有出息，那边给不了大将军。”陈赓敬礼，脸上一本正经：“我的大将军还真不是主席给的，是李聚奎给的。”一句话把主席逗得前仰后合，仪式变得像家宴，庄重里添了烟火气。将星在肩闪亮，笑声在檐下回荡，所有紧张瞬间化开。档案里没写的那些年头，从南昌起义起就扎根血脉。士兵们记得他冲在最前面，白刃握得比谁都稳；干部们记得他夜半躲进墙缝，手电一开就研究地图。长征走到土城，敌军枪火压得山石生火星，他让韦国清操炮轰掉机枪阵地，自己戴钢盔带刺刀冲坡。尘土满天，红军一口气顶回阵线。毛主席站山包上看得真切，随口一句“陈赓行，可以当军长”传得很远。那日云色灰白，四渡赤水尚未成名，但一句评价胜过千言。再往后，陕北窑洞里煤油灯摇着昏黄。毛主席和周恩来端杯与陈赓叙旧，酒刚过喉，他忽然放下碗：“调我回来防守，有点窝工。”一句直话把窑洞空气震得一颤。主席先拍桌，随后大笑：“说完再议。”那晚火炭噼啪，三人推杯论形势，到天亮计划便改了走向。直言带来摩擦，却也让高层决策透进新风。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第三兵团缺帅，他跨江带队。钢盔上结冰，山谷里炮声整夜不歇，他挤指挥所木架睡两小时，醒来就抱电话布置火力轮替。停火后刚脱棉衣，又接电报回京。毛主席一句“建学院要你挂帅”，他皱眉自嘲：“只会打仗，哪懂办学？”主席拍拍他胳膊：“不会就学。”于是哈尔滨松花江畔，一片荒地被围成校址，砖瓦垒出初形。师资紧缺，他翻通讯录把老兵全抓来。装备短缺，他写急件催工厂开夜班。学生第一次列队，军帽边还冒棱角灰，他站台上嗓子沙哑，一字一句：“以后要懂火箭懂雷达，别只会拼刺刀。”台下少年军官抬头，那光亮聚成火种。几年后，新中国第一批导弹、雷达工程骨干大半走出这所学校。生活里，他向来不摆威风。授衔回家，孩子掂着帽子问：“爸爸你啥将？”他低头笑：“芝麻酱。”小孩认了真，逢人就报“我爸是芝麻酱”，逗得一群老帅直乐。走上讲台，他穿旧呢子大衣，白粉尘沾进臂章，伸手一抹。当兵的记性好，谁端过热饭，谁递过冷水，都刻心底。学生提起陈院长，念念不忘的是操场上那副蹲姿：袖口卷到肘，半跪泥地教拆火控。纸面上那笔临时补写的“曾任师长”，像纽扣扣紧一身戎装，也像故事里的包袱，留给后来人慢慢回味。规章得立，历史也要被听见。一条死规则若把真功阙在门外，终归有办法让它长出温度。那次小小改动，并未损制度威严，反而提醒世人：凡人编织的条文，总要给血肉留条缝。怀仁堂灯光最终熄灭，档案移进恒温库。纸张泛黄，墨迹仍清晰。星章会旧，钢笔会枯，可那阵朗朗笑声隔墙也能听见。十颗金星共照一室，每颗都从硝烟里走来，带着汗水的咸味，也带着人心的暖意。陈赓走下台阶，小跑着钻进吉普，回身只留一句：“还得赶回学校，明早点名。”车辆驶向长安街，尾灯摇晃，像一颗流动的星。

🌞1997年，中国银行内部查账时，竟发现周总理账户，在30年前存了1.2万英镑，加上多年的利息，这笔存款竟然高达46.7万！（参考资料：2007-10-09央视网——一笔特殊存款（下））这一年的某一天，工作人员在核对账目时，意外地发现周总理的账户里，竟然在三十年前存入了1.2万英镑，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更令人惊讶的是，经过多年的利息累积，这笔存款竟高达46.7万人民币！这个消息，让整个银行都炸开了锅，大家都纷纷猜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随着调查的深入，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原来，这笔钱是1967年周总理收到的一笔捐款，而捐款人，正是一对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英国夫妇——刘道蕊和其丈夫。说起刘道蕊，她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别看她是个外国人，但对中国、对中国共产党，可是有着很深的感情，早在1986年，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她常常说的话就是：“我热爱中国共产党，但是，我觉得我还得好好学习，要尽我的最大努力做个合格的共产党员。”那么，这对英国夫妇为什么要通过周总理来捐款呢？原来，在那个时候，他们对中国还不是很了解，但对周总理，却是充满了敬仰，他们觉得，把钱捐给周总理，就是捐给了国家，就是为中国的建设出了一份力。也正因如此，刘道蕊夫妇一捐就是三十年，而他们，也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三十年过去了，当这笔捐款再次被提起时，刘道蕊夫妇已经年迈，他们一直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甚至可以用清贫来形容。刘道蕊常常穿着一身蓝色套装和一双布鞋，而吃的最多的食物，便是窝窝头，她的这个习惯，就连食堂的厨师都非常熟悉，一看到她来了，就知道要买窝窝头。尽管生活如此简朴，但刘道蕊夫妇却从未后悔过当年的捐款决定，当中国银行的工作人员找到他们，要把钱退回去时，他们却坚决地拒绝了。看着两位老人如此坚决，工作人员心里既感动又无奈，最后，他们想了一个点子，提议以刘道蕊丈夫的名义建立一个基金会，用来表彰银行的优秀员工，刘道蕊夫妇一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欣然同意了。就这样，刘道蕊夫妇决定把这些存款捐给中国银行，1997年，8名中行的年轻职工成为了第一届基金获得者，他们或许不知道这笔基金背后的故事，但他们的努力和优秀，却让这份情谊变得更加有意义。到了2007年，在刘道蕊89岁生日的那一天，中国银行的员工们为她举办了热闹的生日聚会，从1967年刘道蕊与丈夫一起来到中国时算起，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四十年间，她一直生活在北京，没有再回过自己的故乡英国。

1997年，中国银行内部查账时，竟发现周总理账户，在30年前存了1.2万英镑，加上多年的利息，这笔存款竟然高达46.7万！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1997年，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例行进行内部账目审查，一切如往常般平静，直到一位年轻员工在翻查旧账户时，发现了一份异常记录。一个账户自1967年起就一直静静地存在，开户人名字赫然写着“周恩来”，更令人瞠目的是，账户中最初存入的是1.2万英镑，三十年过去，这笔钱未曾动用，连本带息，已增长为人民币46.7万元。这一发现立即引发了巨大关注，银行高层迅速采取行动，组建专项调查组展开全面溯源，力图厘清真相。调查人员很快查阅到了1967年的存款凭证以及一封匿名信复印件，信中写道，寄信人将数年来从工资中节省下的一笔资金，以汇票形式寄给周总理，希望用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不了解具体捐赠流程，便选择将信和款项一并寄至国务院，希望总理可以代为处理。彼时正值国家局势复杂，社会通讯并不发达，虽然周总理立即作出批示，要求寻找捐款人并将款项退还，但因线索过于有限，最终只能将款项暂存于银行，为示慎重，账户由银行工作人员以“代周总理保管”的名义设立，这才使这笔款项得以完整保留至今。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跨越数十年的真实故事逐渐被还原，20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刘本昆的清华大学毕业生，被派往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任职，他勤奋能干，广受同事信赖。当时正值世界局势动荡，伦敦也未能幸免战火波及，在伦敦工作期间，刘本昆结识了当地一位年轻女职员，两人因共同的理想和生活经历走到一起，最终结为夫妻。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刘本昆对回国的愿望愈发强烈，其夫人深受中华文化感染，也毅然决定放弃英国国籍，随夫返华，共赴未来。但由于中英关系一度紧张，他们的回国申请迟迟未获批准，直到1967年，形势有所缓和，他们终于获得许可。夫妇二人深知新中国正处于发展初期，物资匮乏，百废待兴，为响应国家号召，他们毫不犹豫地出售了在伦敦多年积累下的全部财产，最终他们手持1.2万英镑的汇票登上回国的轮船，满怀激情地踏上祖国的土地。回国后，两人生活十分低调，鲜少提及自己曾在海外的经历，刘本昆进入中国银行总行继续从事金融工作，其妻则在进出口部门任职，他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国家建设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那笔寄给总理的汇票，正是他们全部的积蓄。当时由于不清楚该通过什么渠道捐款，他们选择了将钱寄给周总理，可由于通讯不畅，他们没有收到任何后来的消息，即便如此他们从未动摇初心，也从未向任何人提及过这段经历。三十年后的审计意外揭开了这段尘封往事，调查组依据线索辗转多地，终于找到了已退休的刘氏夫妇，此时两位老人居住在南方一座小县城中，生活简朴，虽年事已高，依旧精神矍铄。得知调查人员来意后，他们婉拒了归还款项的提议，在他们看来，那笔钱早已属于国家，国家培养了他们，他们理应为国家尽一份力。经过多方协商，银行方面尊重了老人的意愿，将这笔存款及其利息设立为专项基金，这一决定也得到了刘本昆夫妇的认可。而刘氏夫妇始终未曾将这件事当作功绩，更不希望引人注目，直到故事被公开报道，他们的善举才被世人知晓，社会各界为之动容。这段尘封三十年的经历，不只是一次偶然的审计发现，更是一段凝结着信念、忠诚和赤子之心的历史缩影，一对普通夫妇在风雨漂泊之后，选择默默奉献，将所有积蓄捐赠国家，却从未留名，他们用一生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家国情怀。信源：央视网——一笔特殊存款（下）

抗美援朝，支持出兵的不过也就两个半人。两个人是毛主席和彭老总，而那个半支持的，是周总理。当时主席就是否出兵朝鲜这一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但是在坐的各位大佬都默不作声。他们身经百战，并不是因为他们怕了。而是他们知道，在中美国力悬殊的情况下，和美国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见大家不作声，周总理提了个折衷的意见。说如果苏联愿意出兵，我们倒是可以考虑出兵。但这个建议似乎并不是毛主席所所愿意看到的。毛主席是想出兵的，他从大局出发，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但是在场却无一人明确支持，于是毛主席想到了彭老总。远在西安的彭老总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被叫回了北京。彭老总回到北京考虑了一夜，第二天发言，明确表示，一定要大，必须要打。有彭老总支持，毛主席终于放下了心。于是也就有了后面的彭老总带兵奔赴朝鲜战场。

1950年，毛主席提议抗美援朝，但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对。就在毛主席孤立无援之际，陈毅挺身而出，主动请缨担任志愿军总司令，最终为何被毛主席否决？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1950年10月初，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后节节败退，联合国军推进至三八线以北。10月3日，周恩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向美国发出警告，表示中国不会坐视朝鲜被占领。当时中国面临的形势也十分严峻，美国第七舰队已经进驻台湾海峡，东北地区集中了中国70%的重工业，鞍山钢铁公司、抚顺煤矿等重要工业基地距离中朝边境不到200公里。10月4日至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召开。会议记录显示，与会的13名政治局委员中，多数人对出兵持保留态度。主要担忧集中在三个方面：军事装备差距、经济负担和可能引发的全面战争。参考资料中国军网《抗美援朝战争时的共和国元帅们》根据解放军总参谋部的统计，当时中国军队只有17架能够作战的飞机，坦克不足100辆。而美军在朝鲜投入了1100架作战飞机、300多辆坦克，火力优势明显。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毅表示愿意率军入朝。但毛泽东考虑到华东地区刚解放不久，陈毅需要继续主持当地工作，特别是上海的经济恢复任务繁重。10月5日晚，毛泽东致电在西安的彭德怀，要求他立即来京。彭德怀接到电报后，于10月7日飞抵北京。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与他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谈话。彭德怀在谈话中分析了朝鲜地形对作战的影响，朝鲜北部山地占80%，不利于机械化部队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美军的装备优势。他还提出了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10月8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日，彭德怀离京赴东北，在沈阳建立志愿军司令部。10月19日晚，志愿军第一批部队开始跨过鸭绿江。首批入朝的有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第42军，共26万人。为保持隐蔽，部队夜间行军，白天隐蔽。10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在朝鲜温井地区与韩国第6师遭遇，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第一次战役从10月25日持续到11月5日。志愿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在清川江以北歼敌1。5万余人，将联合国军阻止在清川江一线。11月25日至12月24日的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投入38万人，采取东西两线同时反击的战略。西线在清川江地区围歼美军第2师大部，东线在长津湖地区重创美军陆战第1师。长津湖战役发生在朝鲜东北部的盖马高原，当时气温降至零下40度。志愿军第9兵团许多战士来自华东，缺乏防寒装备。据战后统计，冻伤减员达3万余人。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在43天的战斗中，承受了190万发炮弹的轰击，平均每平方米落弹76发。坑道作战成为这次战役的主要特点，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顽强坚守。彭德怀的指挥风格以实事求是著称，他经常深入一线了解情况，据其秘书回忆，在朝鲜的两年多时间里，彭德怀有一半时间在前线度过。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其间战斗仍在继续。最激烈的上甘岭战役就发生在谈判期间的1952年10月。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根据协定，双方以实际控制线为界，建立非军事区。这条分界线基本沿着三八线，与战前相比变化不大。整个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先后投入志愿军290万人。据解放军总政治部统计，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其中阵亡11。6万人。美军伤亡14。2万人，其中阵亡3。3万人。战争结束后，彭德怀于1953年9月12日回到北京。他在总结报告中指出，这场战争的胜利，主要依靠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官兵的英勇作战和全国人民的支援。朝鲜战争改变了亚洲的战略格局，美国不得不承认无法在军事上战胜中国，开始寻求与中国的某种形式的共存。这为此后中国的和平建设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后受到错误批判。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北京逝世。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平反。中国军网《抗美援朝战争时的共和国元帅们》

林彪的飞机外逃30多分钟后，空军司令吴法宪才给汪东兴打电话，请示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汪东兴说我立即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后，深感意外，他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由他去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如果把林彪打下来，事后如何向全国人民解释交代呢？

毛主席决定出国作战之前，曾经召集会议讨论。他很想听听林彪的态度。没想到林彪却说，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人心厌战啊，以前为了过上好日子，老百姓拿起枪跟我们走，现在解放了，又让他们拿起枪，他们愿意吗？林彪的顾虑不无道理。周总理插话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嘛，只要把思想工作做透了，人民会跟我们走的。周总理是最会做思想工作的。

1949年，开国大典前，陆军阅兵训练还没有确定好负责人，周总理就对毛主席说：“主席，还记得红34师的那个团长吗？让他来！”说到这个人，他的名字叫韩伟。别看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在那个年代，他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1906年，韩伟出生在湖北黄陂一个普通人家，家里不算富裕，但父亲是个手艺不错的铁匠，后来还当上了车间主任。1914年，他们一家搬到江西安源，那是个煤矿和铁路工人扎堆的地方。韩伟小时候就跟着父亲见识了工人们的苦日子，也是在那儿，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革命的火种。1922年，16岁的韩伟赶上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这场罢工可是个大事件，工人要求涨工资、改善待遇，声势浩大。韩伟虽然年纪小，但一点不含糊，跑去当宣传员，帮着发传单、喊口号。那时候，工人们喊着“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愣是把路矿当局逼得低了头，答应了13条要求。这事儿对韩伟影响特别大，他打心底觉得，普通人也能干出大事。没过两年，1924年，韩伟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干起了交通员的工作。别看这活听起来简单，就是送信，可那时候兵荒马乱，军阀到处设卡，他得背着革命书刊和情报，在安源、长沙、上海之间跑，稍不留神就可能被抓住。1926年，他正式成了共产主义者，第二年又跟着毛泽东参加了秋收起义。那会儿他才21岁，已经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排长了。起义没成功，他带着十几个残兵跑了几百里路，好不容易在浏阳找到毛泽东。后来上了井冈山，他算是彻底扎根革命队伍了。1929年，红四军前委遇上国民党军突袭，差点出大事。警卫班扩成了警卫排，韩伟被挑中当了首任排长。他那时候就负责保护毛泽东，带着人巡逻、站岗，还得学着指挥打仗。到了1930年，他升成了红34师100团的团长，带着队伍在中央苏区打了好几场硬仗。1934年的湘江战役是他经历过最惨的一次，100团奉命掩护主力过江，敌人火力太猛，部队被打得只剩几十人。突围的时候，他带着几个战士跳崖逃生，自己摔晕过去，幸亏被当地药农救了。后来他被俘，关了三年，1937年放出来后又立刻归队接着干。时间快进到1949年，新中国要成立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忙得热火朝天。阅兵是重头戏，得让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看看新政权的实力。可问题来了，挑谁来负责陆军阅兵训练呢？那时候军里能打仗的将领不少，但阅兵这活不一样，得有经验、能吃苦，还得懂纪律。好多将领都没干过这事儿，选来选去定不下来。就在这关键时候，周总理想起了韩伟。他提到1931年瑞金那场阅兵，说韩伟当时带红34师100团表现特别好。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大日子，韩伟带着队伍走得齐齐整整，口号喊得震天响，给领导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毛主席一听也想起来了，说韩伟当年还是他的警卫排长，能力没得说。就这么着，韩伟被定下来负责陆军阅兵训练。接到任务后，韩伟二话不说，从67军里挑了199师。这支部队来头不小，从红一师和115师独立团演变过来的，底子硬得很。从8月份开始，训练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每天天不亮，韩伟就带着战士们练正步、喊口号，反复磨合。那时候条件简陋，训练场就是块平地，战士们鞋底都磨穿了，韩伟也跟着一起晒太阳、吃灰。差不多两个月，199师硬是被他练成了铁板一块。到了10月1号那天，天安门广场上，199师走得那叫一个整齐，军威完全展现出来了，全国人民看得都热血沸腾。大典之后，韩伟没闲着。1950年，他去了福建军区当副司令员，负责沿海防务。1952年又调到31军当军长，带着部队搞现代化训练。1955年，他被授了中将军衔，还拿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算是对他革命贡献的肯定。后来他还当了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直干到1960年退役。退下来后，他也没闲着，做了好几届全国政协委员，经常为国家建设提建议。韩伟这辈子挺不容易，尤其是湘江战役那段，100团的闽西子弟兵牺牲太多，他一直放不下来。晚年的时候，他总会想起那些战友。1992年，他在北京去世，86岁。他留了个遗嘱，说不进八宝山，要把骨灰送到闽西革命烈士陵园，跟牺牲的战友埋一块儿。后来家人照他说的办了，把骨灰送了过去，算是圆了他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