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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一个84岁的老太太来到政府接待处，对工作人员说：“我要捐款24亿！”她是什么人？哪来的这么多钱？1984年，北京公安局。一位衣着朴素的八旬保洁老妇走进大厅，平静地说：“我要捐钱给国家，24个亿。”工作人员震惊不已——在那个月薪几十元的年代，24亿无异于天文数字。看着眼前双手布满老茧的老人，他们难以置信，甚至怀疑她神志不清。直到老人说出“这钱，是我用来赎罪的”，并拿出泛黄文件，一段尘封往事才被揭开。老人名叫耿碧琰，生于民国初年优渥之家，是备受宠爱的小女儿。在商界社交场合，她结识了改变她一生的男人——赵欣伯。赵出身名门，才华横溢，但已有深爱的妻子王碧琰（青楼女子）。耿碧琰虽心生爱慕，却无意破坏他人家庭。命运弄人。王碧琰早逝，赵欣伯悲痛欲绝。家族执意为其续弦，选中耿碧琰。面对与心爱之人结合的机会，她满心欢喜。然而新婚前夕，赵提出屈辱要求：她必须改名“耿碧琰”——沿用亡妻之名。深爱赵的耿碧琰最终妥协，从此活在他人阴影下。婚后，国家动荡。赵欣伯秘密加入国民党，参与革命失败后遭通缉逃亡。耿碧琰不离不弃，悉心照料。1915年，在她的支持下，赵赴日留学。她独自承担重担，变卖嫁妆支付学费。赵不负所望，获东京大学博士学位。但学成后的赵欣伯迷失了方向。他受日本军国主义蛊惑，担任日军中文教师，与侵华分子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交往甚密，最终沦为汉奸。耿碧琰对丈夫所为并非全然不知。1926年，赵成为张作霖法律顾问，挑拨离间为侵华铺路。日军侵华后，他积极充当帮凶，参与策划溥仪任伪满洲国傀儡皇帝。伪满成立时，他携耿碧琰觐见日本天皇。凭借出卖国家，他当上伪沈阳市长，横征暴敛，欺压百姓，贩卖鸦片，积累巨额不义之财。赵深知恶行累累，开始将非法所得购置房产、珠宝，大部分登记在耿碧琰名下。日军对他产生怀疑，一度遣返日本审查，后因证据不足调回任伪华北政务委员。抗战胜利，赵欣伯作为汉奸被国民党逮捕，病死于狱中。丈夫的死让耿碧琰彻底看清其罪恶本质，内心充满痛苦、羞耻与负罪感。她遣散仆役，带子离沈，隐姓埋名到北京。为生存，这位富家千金成为保洁工，靠微薄薪水艰难养家，用清贫洗涤愧疚。她甚至不知丈夫以她名义购置的产业已价值连城。1963年，三位不速之客敲开耿碧琰简陋的家门。她以为是政府清算“历史问题”，惊恐万分。来者却是国家侨务干部，告知她在日本等地拥有大量赵欣伯购置的房产，长期无人认领，现值高达30亿日元，他们是来协助处理的。这消息对耿碧琰是沉重负担。她深知这笔沾满同胞血泪的财富来路不正，内心只有耻辱和负罪感。她本能拒绝：“我一个扫地的穷老太婆，哪来这么多钱？”经反复解释确认，她才明白是真的。获得巨款后，耿碧琰分文未动。她深知这钱烫手。1984年，耄耋之年的她深感时日无多，做出震撼决定。将这笔增值至24亿人民币的巨款全部捐给国家！她说：“这钱，是我替赵欣伯赎罪的。他欠国家的债，该还了。”她只留少量钱给子女，其余捐给需要的人。1989年，耿碧琰走完传奇一生。她从千金小姐到“替身”妻子，再到汉奸之妇、保洁工，最终捐巨产完成自我救赎。她的故事充满时代无奈与个人挣扎，晚年闪耀良知光芒。她以决绝方式与黑暗历史划清界限，为内心寻得安宁。她的选择，是对历史的沉重交代，也是对良知的深刻叩问。

1955年，彭德怀气冲冲地找到毛主席，一进门，就激动地说：“司令员当元帅，参谋长当少将，这个元帅我当不了！”主席一听，就知道，彭老总这是来替解方打抱不平了。解方，1908年生，吉林东丰县人，家境很好，父亲做茶叶生意，很重视教育，他从小就开始读四书五经，背诵唐诗。后来考入东北讲武堂，在校表现优秀，深得张学良赏识，毕业后，又前往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留学。皇姑屯事件发生后，他请求回国效力，正式加入东北军，并主动请缨担任了天津安保司令。别看他年纪不大，在管理上很有一套。在他到达天津后，首先在城区实施了宵禁，仅过了两周，天津的治安便大大改善。之后他还挫败了土肥原贤二策划的天津事变，气得土肥圆大骂：“没想到，学生打老师，还打得这么狠！”九·一八事变后，他先后参加了长城抗战、喜峰口古北口战役，后随东北军移驻西北，并于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仍在国民党内为我军提供情报。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等重大战役。1940年，由于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于1941年正式归队。回到延安后，他见到了毛主席，然后就改了名。其实他原名叫解如川，见到主席后，主席很幽默地说：“你回家了，这算是彻底解放了，就叫解方好了”，之后他就改名叫解方了。到延安不久，解方即被任命为八路军120师358旅参谋长，358旅原是贺龙南昌起义时的老家底，解能空降这个旅，足见组织上对他的信任。抗战胜利后，由于解是东北人，又在东北军待过，便将他派往东北，也是第一批被派往东北的将领，为东北解放做出了贡献。不过解方最大的贡献则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1950年，他被任命为志愿军总参谋长，跟随彭德怀前往朝鲜。解方在总参的位置上干得很好，被彭总称为“军中诸葛亮”，每每遇到难题，或有重大决策时，彭总会开玩笑地对他说：“诸葛亮，说说吧，你想到了什么好办法？”，足见彭总对他的信任。彭总是个急性子，好批评，打了败仗肯定要批，打了胜仗也少不了唠叨。38军军长梁兴初就因放跑了美军黑人团，而被彭总骂了个狗血淋头。但解方从来没有被彭总骂过，所以，很多将领犯错了，都跑去找解方，让他从中调停一下，避免被骂得太凶。解方精通几国语言，在朝鲜停战的谈判中，他作为我方代表的谈判人员之一，给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当时美军虽然战败，但在谈判桌上仍旧十分傲慢，面对美军的刁难，解方总能应对自如，常常令美军无言以对，因此，他也成为美方代表十分关注的人物。时任美方首席谈判代表的乔埃，在他的回忆录这样评价解方，说：“解方的思维清晰，反应敏捷，不好对付，是个谈判劲敌。”美国著名军事家赫梅斯也评论说：“他在谈判桌上足智多谋，令人畏惧。”可见，在谈判桌上，解方令美国人十分头疼，重挫了美国人嚣张的气焰。彭总还说，回国后要把他推荐给周总理，让他去干外交。所以，解方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贡献是很大的。但为何在1955年授衔时，他仅被授予了少将呢？首先，当时授衔不止看功劳，还要看资历。解方入党时间相对较晚，1936年入党，而授予中将军衔的将领大多是在1930年之前入党的，解方入党时间比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同级职务的其他将军都要晚。因此，他没有参加过长征，没有红军时期的经历，缺乏土地革命时期的资历，这也就影响到了他的授衔。其次，解方的战绩也不明显，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并没有独自统率部队作战的经历，当然，参谋长的职务也是一个局限，这也注定了在评衔时他所占优势有限。再者，解方将军也没有达到更高军衔的评判标准，因为按照当时的授权标准，授予中将必须是在1952年之前担任过副、准兵团级职务的，而解方的军队职务在新中国成立前都不高，顶多算是正军级。此外，还有一点可能是他的出身受限，他是地主出身，也有不少人因此非议。所以，最后即使彭老总找了毛主席抱怨，也难以改变结果。但解方将军并未因此而有任何怨言，在新的岗位上，他仍旧兢兢业业工作。1984年，解方将军病逝，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