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我军曾有过一次惨败，一个加强营覆没，惊动军委，对涉事旅长政委处分，营级干部甚至被枪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个冰冷的1948年1月夜晚，晋冀鲁豫野战军二十旅的撤退队伍中弥漫着紧张气氛。战场上炮火连天，处处混乱。二十旅旅长吴忠刚下令五十八团和五十九团撤离战场，向西转移。为保证主力安全撤退，两个团的三营被抽调出来，轮番垫后掩护。 谁也没想到，一场意外的灾难正悄然降临。 五十八团三营在掩护过程中遭敌军包围。团长郄晋武得知情况后，当机立断，集中火力奇袭，准备救出被围战友。正当援救有望时，三营营长李应正却在突围后，悄悄带领部队脱离战场，更要命的是，他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一行动。 就是这个看似微小的失误，却如同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 当晚，五十九团一营正在有序撤退。营长郅福田和战士们刚经历了与国军精锐的激战，个个疲惫不堪。由于李应正擅自撤离，没人发现一股敌军已经突破防线，悄悄接近了我军撤退路线。 在一个岔路口，一营遭遇了整编十一师的敌军。由于夜色昏暗，加上双方穿着相似（我军很多装备都是从国军缴获的），两支队伍竟在黑暗中并行了一段路。随着第二支敌军队伍的出现，堵住了一营前进的方向，双方终于察觉情况不对，激烈的交火立即爆发。 已经筋疲力尽的一营战士们寡不敌众，队伍被切成几段。郅福田一马当先，带头冲锋，奋勇杀敌，最终不幸被俘，后被押往漯河，英勇就义。一场血战后，这个加强营近乎全军覆没，损失超过400人，这在解放战争中都是罕见的惨败。 消息传到一纵司令员杨勇那里，他脸色铁青地赶到二十旅驻地，对吴忠怒斥道：＂你这个旅长是怎么当的？一下子就被人搞掉了400多人，你当的也太不称职了！＂ 更严重的是，这次战败惊动了刘伯承、邓小平，甚至惊动了中央军委。军委发出的通报使用了＂极端可耻＂这样前所未有的严厉措辞，震动全军。 事后召开的处分会议上，旅长吴忠、副旅长李觉、政委刘振国均受到通报批评和严重警告处分。而临阵脱逃的三营营长李应正则被直接枪决。 当吴忠看到原本400多人的一营，只剩下80多个满身血迹、灰头土脸的战士时，他泣不成声，表示：＂无论组织上怎么处分我，我都没意见，撤职、杀头我也认了。＂这场战败，成为了他军事生涯中最惨痛的教训。 1947年6月，解放战争已如火如荼。刘伯承、邓小平奉命率领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挺进大别山，这一战略性举动让蒋介石深感忧虑，立即在河南漯河地区集结大军，准备阻挡我军前进步伐。 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一纵司令员杨勇做出一个战略性决定：派出精锐二十旅伪装成我军主力，诱导敌人西进，为主力部队建立根据地赢得时间。杨勇特意叮嘱二十旅旅长吴忠：＂敌我力量悬殊，你们要灵活应对，和敌人兜圈子。要牢牢牵制住敌人的脚步，让敌军深陷沼泽，寸步难行，保证纵队主力的安全休整。＂ 杨勇还特别强调：＂你们的主要任务是伪装成主力将敌人引开，而不是消灭敌人，千万要避免和敌人硬碰硬。＂ 然而这支刚刚攻占重要铁路枢纽、缴获大批物资的部队，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对面是国民党悍将胡琏率领的、装备美式武器的＂王牌＂整编师，双方都是硬茬子，一场强强对决在所难免。 1948年1月，当二十旅进入包信集地区后，首长们对下一步行动发生了分歧。吴忠认为：＂我军前不久才打了胜仗，目前士气高涨；且敌军的主力还有一段时间才能赶到包信集，我们可趁此清除当地土顽武装再行转移。＂ 副旅长李觉和政委刘振国却持反对意见：＂敌军来势汹汹，如果我军留在原地，就很有可能会被敌人逮住机会，遭受不该有的损失。胡琏是个悍将，对我军战术研究透彻，极擅捕捉战机。＂ 争论许久未果，最终吴忠一意孤行，决定先找机会打击当地武装再撤离。就是这个决策，埋下了日后惨败的种子。 二十旅几次出击寻找土顽武装都扑空，反而将自己行踪暴露。胡琏立即指挥整编十一师和整编十师南下，向包信集推进。吴忠察觉危险后匆忙在原地修建工事，打算等到夜间借着夜色优势撤离。 当晚撤退时，情况急转直下。李应正临阵脱逃的行为导致防线出现空档，敌军趁机突破，五十九团一营成为牺牲品。从开始的决策失误到最后的临阵脱逃，一系列错误判断和行为导致了这场惨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