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周如苹终于考过了大学录取分数线，然而却未被录取，3年后，她与一位老同学在朋友婚礼中相遇，不料老同学竟说：“你不来上学老师很不理解，猜想可能你是周培源的女儿，看不起我们学校吧！”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周培源是中国现代科学史上有分量的人物，长期从事流体力学和理论物理的研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这样一位在学术界声名显赫的长者，家中却是另一番景象，他常笑称家有“五朵金花”：四个女儿，加上妻子王蒂徵，这个比例在当时的北大物理楼里，成了不少同事茶余饭后的趣谈，虽然他在外是名望极高的科学家，在家却从不摆架子，家里大小事务，几乎都是“女人说了算”，他总是笑呵呵地看着女儿们围着饭桌你一言我一语，自己则在一旁安静地听，不时插上两句，逗得满堂欢笑。   然而，这位慈父从不让这份温情凌驾于原则之上，他对女儿们的爱从不体现在特权上，而是在点滴之中教她们如何独立、如何自尊，也如何面对命运中的缺憾。   1977年恢复高考后，周家最小的女儿周如苹参加了全国统考，成绩过了线，满心期待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个年代，一个孩子能考上大学，不仅是家庭的荣耀，更是阶层跃升的机会，街坊邻里都知道周家闺女考上了大学，纷纷上门道喜，然而，通知书却迟迟未至，从夏天等到秋天，从秋天盼到冬天，始终没有消息，家里人起初还宽慰她说也许是邮政延误，但一年过去，眼看新生早已入学，周如苹依旧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心中的疑惑也逐渐变成了隐忍。   这段空白直到三年后才得以填补，某天，她在朋友婚礼上遇到高中同学，对方意外地问她为何没去报到，当年学校的老师还曾议论过，说是不是名门之后看不上地方大学，这一问如当头棒喝，她终于意识到事情并非简单的“漏发”，回家后调查才知道，原来她的录取通知书被误送到了她曾经工作的纺织厂，而那时正值单位改制，负责收发的老会计退休，新来的临时工把那封信当作废纸处理掉了。   消息传到周培源耳中，他勃然大怒，这位一生以冷静严谨著称的学者，罕见地在书房里拍了桌子，他动用自己在教育系统的关系去查阅档案，终于确认女儿确实被某高校录取，只是因为邮寄错误，导致“未报到”被记录在案，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去为女儿争取“补录”或“重新安排”，在他看来，大学的意义不在于那一纸录取通知，而在于求知的决心和自我成长的能力。   他鼓励女儿自学，甚至拿出自己留学时用过的专业书籍，告诉她知识并不只属于象牙塔，周如苹最终靠自学完成了大学课程，并在夜校担任助教，把所学知识教给更多基层工人，父亲某次偶然出现在她讲课的教室门口，默默听完一整节课，回家后轻轻点头，那是他对女儿最大的肯定。   如果说周如苹的经历是一场意外里锤炼出的坚韧，那么三女儿周如玲的出国之路，则是另一种选择中的自我成全，1980年代初，国内开始有更多青年学者选择赴海外深造，周如玲也获得了出国学习的机会，原本是自费，但由于她的家庭背景和个人能力，教育部门建议她可以申请转为公派，这样，她不仅能获得国家的资助，还可保留国内的工作编制。   在旁人看来，这几乎是一个不容拒绝的“好处”，但周培源却毫不犹豫地谢绝了，他坚持认为，公派留学名额应优先给那些真正依赖国家资助的青年学者，女儿出国是个人选择，不能因此占用公共资源，他甚至对女儿说，如果她自费出国后生活无法维持，就立即回来，不必勉强。   周如玲最终带着有限的美元和沉甸甸的行李踏上了赴美之路，她的起点或许艰难，但正是这份自力更生的信念，支撑她在异国他乡一步步站稳脚跟，后来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她始终记得父亲当初那句不容置疑的“不能因私废公”，那不仅是一种道德准则，更是一种精神支撑。   周培源晚年患上帕金森症，身体逐渐不便，但他依旧坚持每周去实验室走一圈，一次，他看到几位研究生对实验设备维护不力，情绪激动地敲着拐杖，提醒他们那是当年国家重金从苏联购置的仪器，要像爱护亲人一样对待它，他的声音虽已颤抖，但言语中仍透着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庄严与热忱。   信息来源：周如苹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_社内要闻_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 2017-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