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准备撤往台湾时，戴安澜的遗孀王荷馨接到通知，对方开口就说：“去台湾吧，给你房子，给你佣人，孩子上最好的学校，”她只回了一句话：“我丈夫埋在哪，我就在哪，”就这一句，断了她的一生舒坦路。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安徽芜湖，有一处静谧的墓园，名为安澜园，园中一隅，常年摆着一只旧木凳，凳旁一束野花，偶尔还有一本翻开到特定页码的旧书，年复一年，有位老妇人静静坐在那片墓前，仿佛在与谁倾诉，又仿佛只是守着一段无人能懂的岁月，这位妇人名叫王荷馨，她并不出名，却用几十年的寂静与坚守，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王荷馨出身农村，幼年时没有正式的名字，只有一个小名，她的命运原本与千千万万乡村妇女并无不同，一生注定围着灶台与田地转，1920年代，她被许配给同乡的戴安澜，彼时两人尚未谋面，这桩娃娃亲，在当时并不稀奇，但它却改写了王荷馨的一生，戴安澜后来成为黄埔军校出身的名将，驰骋沙场，名震抗战前线，而她，作为他的妻子，却没有被命运一并垂顾荣耀。 1927年，戴安澜依照父母之命迎娶了王荷馨，这年，他风华正茂，军旅生涯刚刚起步，王荷馨那时仍是不识字的乡村妇女，裹着小脚，羞涩地走进将门之家，戴安澜没有轻视她，反而亲自教她认字、写信，她极为用心地学习，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一个词一个词地写，渐渐地，她能读懂丈夫写来的信，也能回信述说家中琐事，戴安澜见她如莲花初绽，便为她改名“王荷馨”——寓意莲花之香，苦中生香，从此，她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也拥有了精神上的觉醒。 战乱的年代，夫妻聚少离多，戴安澜在抗战中屡建战功，从台儿庄到昆仑关，再到缅甸野人山，始终奋战在最前线，1942年，他在缅甸前线中弹重伤，不幸于5月殉国，年仅38岁，消息传回国内，王荷馨如遭雷击，那年她三十出头，四个年幼的孩子尚在襁褓，生活的重担扑面而来，戴安澜的遗愿是“死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部队用三个月时间，翻山越岭将他的遗体护送回国，安葬于芜湖。 丈夫的离世并未让她崩溃，她抱着骨灰盒跪在灵堂通宵达旦，哭过之后，便默默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她没有被悲伤击垮，反而开始为丈夫未竟的理想奔走，戴安澜生前曾说，打仗是为了国家的未来，而国家的未来要靠人才，政府发来的抚恤金，她没有拿来改善生活，而是全部捐出，用于创办“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她不识教育之道，便四处请人帮忙，自己则在校门口搬砖砌墙，有人劝她用那笔钱给孩子买房，她一口回绝：“这钱不是我的，是他命换来的，” 那个年代，战后百废待兴，物价飞涨，生活极其艰难，她宁可自己吃糠咽菜，也要供孩子读书，家中最后一个鸡蛋，她能一刀四分分给孩子，自己啃着窝头，别人送来一袋米，她都一一记账，声称总有一天会还，她的倔强，既源于骨子里的自尊，也源于对丈夫的承诺——她要守住他留下的一切，包括信念。 1949年，国民党败退前，三次派人来请她去台湾，许诺带上孩子便可享受优厚待遇，宋美龄甚至亲自托人带话，以她的身份，去台湾会过得更好，可王荷馨始终没有动摇，她说不出口大道理，只说了一句：“他的坟在这儿，”就因为这一句，她拒绝了所有安排，守着芜湖，守着那座坟。 她从未借戴安澜的名声谋取私利，也从不主动向外界提及自己的身份，有老战友塞钱给她，她悄悄退回去，她说，不能花战友的钱，戴家不缺这个脸，她靠打短工、织布、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把四个孩子一手带大，她不讲什么家国情怀，不说什么教育方法，只是一遍遍地告诉孩子：“你爸流的血不能白流，” 她的大儿子戴复东，小时候成绩不好，她挥着鸡毛掸子撵着他读书，他后来成为建筑学家，参与设计了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国家重点工程，女儿戴藩篱参军赴朝，其他两个儿子也相继考入大学，四个孩子，没有一个走偏。 1956年，戴安澜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政府邀请她赴京领奖，她穿着一件缝补三年的旧衣服，在人民大会堂接过奖章，回家后，她把奖章挂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却从未向人炫耀，她说，那是他的，不是她的。 年岁渐长，她腿脚不便，便搬到墓园附近，她说，怕哪天走不动了，不能来看他，她的晚年极为简朴，从不张扬，从不抱怨，1971年，病重卧床时，她只留下两句话：“别花钱办丧事，把我埋他边上，”她走得极安静，没有仪式，没有告别，只留下一纸遗言，字迹清秀：“生死相随，” 信息来源：《戴安澜将军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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