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鲁迅去世的第2天，和鲁迅反目成仇13年的弟弟周作人，若无其事地去学校上课。课上，周作人讲到颜之推的《兄弟篇》，他的眼眶突然发红，想起和鲁迅断交的那天。

鲁迅去世的第二天，周作人像往常一样走进北平大学的教室，讲台上，他翻开讲义，文章里那些关于手足情深的字句，让他的声音忽然顿住了。

他低着头，手指捏紧了书页边缘，眼眶不受控制地红了起来，底下坐着的学生们没人知道，这位看似平静的教授，此刻心里想是和兄长鲁迅彻底决裂那天的情景。

十三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平常日子，他冷着脸走进鲁迅的书房，把一封信拍在桌上，转身就走。

鲁迅追出来想问个明白，他却抄起窗边那只沉甸甸的狮子铜香炉，朝着哥哥砸了过去。

后来，他还在报纸上写文章，指责鲁迅“好色成性”，这一砸一骂，亲兄弟十三年来再没说过一句话。

他怎么也没料到，那次充满火药味的冲突，竟成了他和哥哥的最后一面。

时间倒回更早，那原本是兄弟俩人生的好光景，经历过绍兴老家道中落、日本辛苦求学的日子，鲁迅和周作人靠着写文章、教书，终于在北平城站稳了脚跟。

鲁迅的文章像刀子，戳得准，看的人多，他的文字像清茶，品着有味，懂的人赞。

1919年，鲁迅拿出积蓄，买下一座宽敞的院落，把母亲、自己的妻子朱安、三弟周建人一家，连同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全都接来同住。

一大家子热热闹闹，兄弟俩收入加起来每月有六百多块大洋，日子宽裕，院里时常能听见说笑声，他觉得苦尽甘来，兄弟同心，这安稳富足的日子总该长久了。

可一切的一切都随着羽太信子的出现发生改变，羽太信子原本是他在日本留学时雇来帮忙的女佣，两人相处久了有了感情，读书时就结了婚，他学成归国，自然把她带回了中国。

对这些，作为兄长的鲁迅当初都是点头的，后来家里宽裕了，羽太信子提出想把自己日本的娘家人接来同住，鲁迅也没反对，还觉得弟媳见过世面，放心让她当了家，管着一大家子的开销。

可渐渐地，羽太信子开始向他抱怨，说大伯处处看她不顺眼，嫌弃她出身低，嫌她娘家人是拖累。

他起初觉得是妻子多心，劝她别瞎想，但妻子三天两头念叨，他只好硬着头皮去找鲁迅。

没想到哥哥一听就皱了眉头，直截了当地说：“信子管家太不会算计！咱俩挣的钱不算少，经她手就跟流水似的，月月不够花，你得说说她。”

而他一向护着妻子，听哥哥这么批评自己的妻子，心里不痛快，话不投机，两人闹了个不欢而散。

没过多久，妻子哭着找到他，说出了一个让他脑袋嗡嗡作响的事：鲁迅偷看她洗澡，是不是仗着她当过女佣就欺负人？看着妻子哭得伤心委屈，他一股火直冲头顶，什么兄弟情分都顾不上了。

他提笔就写了一封绝交信，称兄长为“鲁迅先生”，冷冰冰地指责过去的事不想再提，要求哥哥“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里来”，最后还带着讽刺意味地祝对方“安心，自重”。

信送过去，鲁迅追出来想问清楚，气头上的他顺手抄起那个铜香炉就砸了过去，兄弟情分，就在这暴怒的一砸中断得干干净净。

后来鲁迅离开八道湾，搬去了砖塔胡同，再后来，鲁迅和许广平走到了一起。

他知道后，还在文章里不咸不淡地讽刺过，说兄长是“纳妾”，可见他那时对妻子的话深信不疑，心里认定了鲁迅品行有亏，断绝来往的心意是铁打的。

十三年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这期间，兄弟俩同在北平城，却形同陌路。

哥哥病逝的消息传来，他心里积压多年的怨气，不知何时早已消散了，空落落的，只剩下说不出的难过。

鲁迅去世后不久，一份美国记者对鲁迅的生前访谈被公开，记者问鲁迅，认为谁是中国最好的杂文作家，鲁迅的回答，是周作人。

当这句话传到周作人耳朵里时，他怔了许久，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怅然若失。

曾经相依为命、互相扶持的亲兄弟，最终却因为家里头的琐碎矛盾、枕边人的一面之词，闹到老死不相往来。

回头想想，实在让人叹息，晚年的周作人，陆陆续续写了好几本关于鲁迅的书，字里行间，有对兄长文学成就的追忆，有对早年共同岁月的怀念。

这或许是他沉默的忏悔，也是对自己无法挽回的兄弟情分，一种迟来的祭奠。

信息来源：许广平所著《鲁迅回忆录》、《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