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浩然在运动期间红极一时，但现在我们不能因此就因人废言，反过来全盘否定浩然，全盘抹杀《艳阳天》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如果这样，又和当年的做法有什么区别？不加分析，一味指责《艳阳天》及浩然的创作是脸谱化、公式化、概念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脸谱化、公式化和概念化！ 早在1964年2月23日那天，文化圈里发生了一件挺有分量的事儿。叶圣陶这位大文豪，在读完《收获》杂志第一期上刊登的《艳阳天》第一卷后，心里头有不少想法，于是提笔给作者浩然写了封信。信里头叶圣陶说得很实在：“政策啊，农村里存在的那两种矛盾啊，这些我其实了解得不算深。不过呢，看了你的大作，我能感觉到你对这些事儿认识得是真，体会得也深。”就这么简单几句话，既透着叶圣陶的谦逊，又侧面反映出《艳阳天》第一卷在内容深度和思想性上，确实有打动人的地方。 当时不少评论家都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东山坞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萧长春代表贫下中农向党和毛主席表决心那段话。他说"为了革命的最终胜利"，"一定要斗争一辈子"，要"跟着全中国的人民一道，为咱们的社会主义战斗到底"。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张，但在当时可是掷地有声的革命誓言。评论家们都说，萧长春在上级党的支持下，带领贫下中农打退了机会主义路线的进攻，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杜时国总结东山坞贫下中农的斗争经验，就突出一个"斗"字。他说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推翻剥削阶级后才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资本主义和各种旧势力的反抗。所以必须斗，不斗不行。社会主义不斗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要斗社会主义。斗才能前进，斗才能生存；不斗就会倒退，不斗就会垮台。他还搬出历史来证明，说中国地主阶级建立封建制度、西欧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都是经过反复斗争才巩固的。剥削制度之间的更替尚且需要斗争，更何况社会主义是要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革命呢？东山坞农业社遇到的种种反抗，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贫下中农的胜利，就是他们坚持斗争的结果。 东山坞的贫下中农在小说里被塑造成特别有斗争精神的一群人。他们说得特别狠："不论是谁，就是皇上他干大爷，只要他敢反对咱们农业社的事儿，也得跟他斗！狠狠地斗！"这种话放在现在可能听着有点过，但在当时就是最进步的语言。 有意思的是，浩然本人对自己作品被当成宣传工具这件事，不仅不反感，反而觉得特别光荣。他在1965年写的《<艳阳天>卷后附记》里说，很多读者来信催他快点把全书写完出版，好配合他们的工作。浩然觉得这种要求不能等闲视之，因为作品为革命斗争服务是作者的光荣职责，也是创作的目的。他说作家应该多考虑群众的斗争需要来安排自己的写作计划。这话说得特别漂亮，既表现了自己的觉悟，又回应了读者的期待。 其实回过头来看，《艳阳天》之所以能在那个年代引起这么大反响，跟当时的环境还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