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 6 月 16 日在加拿大出席七国集团（G7）峰会时，再次抛出 “俄罗斯应重返 G8” 的争议性言论。 他在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会面时称，将俄罗斯排除出八国集团（G8）是 “非常大的错误”，甚至宣称 “如果俄罗斯留在集团中，现在就不会有战争”。这番表态既延续了他一贯的外交风格，也暴露出当前国际格局下大国博弈的复杂性。 特朗普将俄罗斯被排除出 G8 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但这一说法存在明显事实偏差。 根据国际社会的公开记录，俄罗斯因 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被暂停 G8 成员资格时，特鲁多尚未担任加拿大总理（他于 2015 年上任），当时的加拿大领导人是保守党总理斯蒂芬・哈珀。 真正推动这一决策的，是 2014 年 G7 成员国基于克里米亚问题的共同立场 —— 这一事件被西方视为对国际法和领土完整原则的破坏，最终导致 G8 恢复为 G7。 特朗普刻意混淆时间线的做法，实质是将历史决策简化为个人意志的产物。这种表述方式既回避了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深层矛盾，也淡化了 G7 成员国当时的共识基础。 事实上，即便特朗普在 2014 年执政，面对克里米亚危机引发的地缘政治震荡，美国也很难单独阻止 G7 其他成员国的集体行动。 特朗普对俄罗斯重返 G8 的执着，与其外交理念密切相关。他多次强调 “大国间直接对话” 的重要性，认为将俄罗斯排除在多边机制外会加剧对抗。这种思路在其第一个任期便有所体现：2018 年他曾提议邀请普京参加 G7 峰会，2025 年 2 月再次公开表示 “希望俄罗斯回归”。 在他看来，G8 的存在能为美俄提供更多谈判空间，甚至可能避免俄乌冲突的爆发。 这一逻辑存在明显漏洞。俄乌冲突的根源在于北约东扩、乌克兰战略定位等结构性矛盾，并非单纯因俄罗斯被排除出 G8 而引发。即便俄罗斯留在 G8，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核心利益冲突仍难以调和。 此外，俄罗斯对重返 G8 兴趣寥寥 ——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明确表示，G7 已 “失去代表性”，G20 等平台更能反映全球经济格局。普京本人也多次强调，俄罗斯在金砖国家、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中找到了更符合自身利益的角色。 特朗普的言论不仅引发历史争议，更暴露了 G7 内部的信任危机。峰会期间，他拒绝签署 G7 关于以伊冲突的联合声明，理由是 “已公开发表看法”。 这种独行风格让欧洲盟友感到不安：德国总理默茨直言 “非常希望” 美国加入对俄新制裁，而特朗普却以 “观望俄乌和谈” 为由拖延。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暗示，特朗普提前离场处理中东事务的举动，可能影响 G7 的决策效率。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战略目标的分歧。欧洲国家希望通过 G7 协调对俄制裁、支持乌克兰，而特朗普的首要任务是兑现 “结束俄乌战争” 的竞选承诺。 这种差异在马达西奇事件中已有体现，美国为阻止中企收购乌克兰发动机企业，不惜施压乌克兰政府，最终导致技术合作彻底失败。如今，特朗普试图通过拉拢俄罗斯重塑西方阵营，但欧洲对俄强硬派与美国现实主义路线的冲突，使 G7 难以形成统一立场。 特朗普提议俄罗斯重返 G8 的背后，暗藏着分化中俄关系的战略意图。他在峰会期间同时表示 “不反对中国加入 G7”，试图通过扩大集团规模削弱中俄协作。但这种算盘显然低估了中俄关系的深度：俄罗斯外交部明确表示，中俄是 “优先战略伙伴”，不会因外部压力改变立场。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 240 亿美元合作协议的消息，更凸显了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 对俄罗斯而言，重返 G8 意味着接受西方主导的规则体系，这与其追求多极化的外交目标相悖。2024 年金砖国家 GDP 总量首超 G7 的事实，让俄罗斯更倾向于在新兴多边机制中发挥作用。正如俄驻加拿大大使斯捷潘诺夫所言：“G7 已是过去式，俄罗斯的未来在别处。” 特朗普的言论犹如一面后视镜，折射出西方对冷战后秩序的怀念与迷茫。G8 的解体本质上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 ，当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崛起，当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从意识形态转向地缘利益，任何试图恢复旧秩序的努力都将徒劳无功。 对中国而言，这一事件再次印证了 “打铁还需自身硬” 的道理。从瓦良格号到歼 - 15，从 UGT-25000 燃气轮机到 GT-25000 国产化，中国军工的突破从未依赖外部施舍。 正如乌克兰专家所言：“我们教会了中国造发动机，但他们现在造得比我们更好。” 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或许正是应对大国博弈最坚实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