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杀杨宇霆、常荫槐时，他们还跟着一个武装警卫连，这个全部由心腹组成的卫队，无疑是杀杨常二人的最大障碍。张学良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1929年1月10日下午，沈阳，大帅府老虎厅。 这一天，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暗流涌动。谁也没有料到，东北政坛将迎来一次惊天动地的“清洗”。张学良——这个刚接掌东北不久、还被一些老将视作毛头小子的“少帅”，选择了以一场决绝的处决，铲除两位父亲时代的重量级人物：杨宇霆、常荫槐。 而在这其中，最棘手的问题，并不是杀与不杀，而是怎么杀——毕竟杨、常二人身边可不是一般人，是一个全副武装、对他们忠心耿耿的警卫连。 这个警卫连，可不是外行人想象的“摆设”。这是两位老将精挑细选、长期培养的嫡系部队，枪不离身、纪律严明、忠诚度极高。只要他们在身边，任何人想动杨、常二人一根汗毛，基本不可能。张学良心里清楚：如果正面冲突，绝对是一场血战，搞不好还会殃及自己。要解决问题，得智取，不能硬来。 那么，张学良是怎么拆掉这个“护身符”的？ 事情得从头说起。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死于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火车被日军埋下的炸药炸飞，身受重伤身亡。张作霖一死，东三省最高权力突然落到了这个不到30岁的儿子身上。 在许多人眼中，张学良不过是“老帅的儿子”，长得俊、穿得体、懂点洋气，但政务军事？还嫩。 尤其是杨宇霆。 杨是谁？老帅手下的大总管，出将入相，身兼数职，权倾一时。从骨子里，他看不起张学良，不把他当回事。 据史料记载，在一次会议上，张学良身体不适离开片刻，回来后问会议内容，杨宇霆直接摆手说：“你不知，你不要管。”要知道，当时张学良已经是东北军政最高长官，而杨，毫无顾忌，公然羞辱。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 他叫张学良不是“司令”、“长官”，而是“司令官儿”。当众大声喊：“小夥过来，我语汝。”这种话说出来，搁谁心里也得窝火。再看常荫槐，杨的心腹，也是一副谁都不放在眼里的劲儿。铁路系统他一把抓，张学良下命令，他挑着听。有一次，他还给南京那边写信，私下诋毁张：“他打毒针、跳舞，不务政事，有事找杨或我即可。” 这话传回来，张学良差点当场炸锅。 可他没有。他忍了。 为什么？因为时机不成熟。他知道，要动这两个人，不能一时情绪上头，而得等一个万全之策。特别是，他们身边的武装警卫连，必须“另作安排”。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如常进入帅府。他们自以为是来谈铁路督办公署的事，其实走进的，是张学良事先设好的局。 这场见面，是张学良精心设计的一次“分兵调虎”。 他故意表现得好商量，还说“天色已晚，一起吃饭再议”。可杨、常太自信了，居然拒绝：“回家吃饭，吃完再来。” 这给了张学良两小时的空档。 趁这个机会，他立刻将警务处长高纪毅叫来，说了一句话：“现在他们回去吃饭，很快就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杨、常处死。” 一句话，杀机四起。 关键时刻，张学良的部署分三步走： 他没动用大批部队，而是点名四个精干卫士，清一色自己人。带队的是高纪毅和侍卫副官谭海，这两人忠诚可靠，办事不打折扣。 让刘多荃接手帅府内外警卫，设卡控门，只许进不许出，确保老虎厅成为“封闭空间”。 让杨、常误以为还是谈话，掉以轻心。他们回来时，身边没有带警卫连，只带了几个随从。武装警卫连仍在外边，甚至没有进府。 这是关键！ 张学良没有正面对抗这支警卫连，而是“绕过”他们。以政治信任为幌子，把杨、常引入虎口，一旦人到了老虎厅——他的地盘，立即动手！ 5点半，杨、常再度回到老虎厅。 门一关，四个全副武装的卫士破门而入，直接将两人按住。杨、常一脸错愕：“你们要干什么？”高纪毅冷静宣布命令：“奉长官令，阻碍新政、破坏统一，立即处死。” 几声枪响，了结一段旧势力。 当晚，张学良瘫倒在床，久久不能平复。他不是嗜杀之人，这种决断不是轻易做出的。第二天一早，他召集东北保安委员会数位大员，亲口宣布：“杨宇霆、常荫槐昨晚已被处死。” 众人震惊。张作相忍不住说：“此举未免过甚。” 张学良只说一句话：“我若办错了，可向东三省父老请罪，但我没有办错。” 确实，杀杨、常，既是铲除掣肘，也是宣誓主权。张学良用一场手术般精确的处决，把两个根深蒂固的“影子主政者”一并清除，同时打破了“老一辈看不起我”的心理围墙。 更重要的，他没有冒进，没有搞“血洗”，只动两人，不扩大范围，不殃及亲属，也没有杀卫队。甚至，这支警卫连后来没有造反，没发一枪一弹。 因为他们知道：首领死于帅府，是“内部事”，他们插不上手；而张学良处理得干净利落，又不波及无辜，等于把“火”死死控制在老虎厅内。 这一点，是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