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长期旅居美国的原国民党军统局上海站站长毛森，这个曾在上海解放前夕下令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刽子手，在生命垂危之时，枯瘦的手指紧紧攥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 那是 1930 年他在浙江江山县老家门口拍的，身后是爬满牵牛花的土墙，母亲正弯腰给他整理衣襟。弥留之际，他气若游丝地对儿子说：“把我…… 骨灰带回去，撒在钱塘江里……” 这声迟来的 “归乡”，与他 1949 年的决绝形成刺眼对比。那年 4 月，上海街头的梧桐刚抽出新叶，毛森坐在军统上海站的办公室里，钢笔在逮捕令上划过一个个名字。 窗外传来零星的枪声，解放军已兵临城下，他却下令将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 200 多名进步人士分批处决。 有下属犹豫着提醒 “是不是太急了”，他猛地将茶杯摔在地上：“宁错杀一千，不放走一个！” 那些天，黄浦江的水泛着暗红，卡车整夜在街头穿梭，把一具具遗体运往郊外的乱葬岗。 毛森的手上，早就沾满了鲜血。1938 年他在杭州站当站长时，就因怀疑某绸缎庄老板 “通共”，连夜带人抄家，将老板一家七口活埋在西湖边的竹林里。 1947 年处理 “申九惨案”，他亲自下令向罢工工人开枪，造成 13 人死亡。 戴笠曾评价他 “狠辣有余，谋略不足”，这话没错 —— 他信奉 “暴力能解决一切”，却没看清国民党政权早已腐朽到根。 上海解放前夜，他化妆成渔民，乘小舢板逃往舟山，临走前烧了军统所有档案，唯独带走了母亲给他绣的平安符。 在台湾的日子并不如意。1950 年他因 “涉嫌通共” 被蒋经国软禁，虽然最终查无实据，却彻底失了权。 1968 年移居美国后，他在洛杉矶唐人街开了家杂货铺，卖些浙江特产。 邻居们只知道这个姓毛的老头脾气古怪，总在深夜对着收音机里的越剧发呆，没人知道他就是当年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军统站长。 有次一个从上海来的留学生在店里买茴香豆，随口说起 “上海现在变化可大了，外滩全是新楼”，毛森手里的秤砣 “哐当” 掉在地上，半天说不出话。 乡愁是从 1980 年代开始啃噬他的。那年他在报纸上看到江山老家通了公路，特意让儿子寄来一包家乡的泥土，装在玻璃瓶里摆在床头。 1991 年，他瞒着家人，以探亲名义回了趟浙江。站在母亲的坟前，墓碑上的字已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他蹲下去用手抚摸那些刻痕，像小时候母亲抚摸他的头。 村里的老人大多不在了，一个晚辈认出他，指着远处的新房说：“这都是改革开放后盖的，日子好过了。” 他点点头，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美元，非要塞给村小学，说 “给娃买些书本”。 回到美国后，他的身体急转直下。肝癌晚期的疼痛让他整夜不能睡，却总在清醒时让儿子读国内的新闻。 当听到 “钱塘江大桥又修了新桥”，他浑浊的眼睛里会泛起光；说起 “江山成了旅游景点”，他会喃喃自语 “那地方的山，石头是红的”。 医生说他的器官正在衰竭，可他坚持要穿那件带补丁的蓝布衫 —— 那是 1946 年母亲给他做的，袖口磨破了，他就让儿媳补了又补。 1992 年 10 月 3 日凌晨，洛杉矶的秋雨敲打着病房的窗户。毛森的呼吸越来越微弱，儿子凑近听，只听见断断续续的 “…… 钱塘江…… 潮来了……” 他年轻时总爱在大潮时横渡钱塘江，母亲就在岸边等着，给他递上一碗姜汤。 如今，那碗姜汤的温度，成了他生命尽头最清晰的记忆。 他的骨灰最终没有被带回大陆。儿子说，父亲临终前最后一个眼神，是望向东方的，那里有他犯下的罪孽，也有他永远回不去的家。 历史不会忘记他的暴行，但也记录下这个刽子手晚年的乡愁 —— 或许，这就是人性的复杂，罪恶与悔恨，杀戮与思念，竟能在一个人身上交织到最后。 只是那些被他残害的生命，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家乡，看看新中国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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