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合理吗？”一男婴在诊所离世，父母获赔88万，结果律师拿走55万代理费！父母：“我文化水平低，事后才意识到代理律师骗了我！”代理律师：“双方确定了，但对方反悔！”法律人士：“收费比例达62.5%，远超合理范围！”   事件的起因是，韦先生夫妇的孩子因身体不适，被带到家附近的一家诊所接受治疗，但在服用了诊所开具的药物后，孩子不幸夭折。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整个家庭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他们认定诊所需要为此事承担责任，并提出了赔偿要求，但这一诉求遭到了诊所的直接拒绝。   为了给逝去的孩子讨一个说法，韦先生夫妇从此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维权之路。   他们不断地向有关部门投诉，并将此事诉诸法庭。   在耗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和精力之后，他们等来的却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判决结果——法院仅判决诊所赔偿两万元。   这个数字，与他们所承受的丧子之痛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也让他们的维权之路陷入了僵局。   就在他们感到身心俱疲、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事情在2022年6月出现了转机。   心有不甘的韦先生选择了继续向上投诉。   就在第二天，他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律师的电话，对方正是后来引发争议的代理律师邓某。   邓某在电话中明确表示，自己有能力帮助他们处理这起复杂的案件。   起初，韦先生心中充满了警惕，他担心这又是一个骗局，对方只是想骗取律师费。   似乎是察觉到了韦先生的顾虑，邓某表现得信心十足，他向韦先生承诺，自己对赢得官司有很大把握，并且可以采用一种特殊的合作模式，也就是法律行业内所说的“风险代理”。   简单来说，就是前期不收取任何费用，等到案件有了结果，成功拿到赔偿款之后，再按照约定的比例支付报酬。   这种“先办事，后收费”的方式，对于当时已经无力承担更多诉讼成本的韦先生来说，无疑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这意味着他可以将维权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律师的专业能力上，而自己暂时不用承担任何经济风险。   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韦先生与邓某的律所签订了代理协议，将这起案件全权委托给了他们。   在律师的介入下，案件的进展确实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原本仅判赔两万的局面被彻底扭转，经过一系列专业的法律操作，最终为韦先生争取到了高达八十八万元的赔偿款。   但当这笔巨款到账，韦先生还没来得及从这迟来的正义中获得一丝安慰时，律师便拿出了当初签订的那份协议。   上面的条款让他瞬间从云端跌落谷底——律师一方要从中拿走五十五万元作为代理费。   这个数字让韦先生无法接受，他认为这笔钱是用孩子的生命换来的，是用来弥补整个家庭创伤的，现在却有近三分之二要进入律师的口袋，这无论从情感上还是常理上都说不通。   他事后向媒体表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在签订协议时，并没有完全理解其中的条款意味着什么，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信任和托付。   直到最后看到具体的分配数额时，他才恍然大悟，感觉自己可能被一种精心设计的话术和合同条款所蒙蔽了。   而对于这起纠纷，代理律师邓某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他坚称，这起案件并非韦先生所理解的那么简单。   他强调，根据最初的司法鉴定，韦先生的案子本应只能获得次要责任的赔偿，金额会非常有限。   正是通过他们律师团队的专业努力，才成功地将案件定性为主责赔偿，将金额从一个很低的水平提升到了八十八万。   邓某认为，关于五十五万元的律师费，是事先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并且双方共同确认过的，韦先生是在看到远超预期的赔偿结果后心态失衡，单方面地反悔了。   而根据一些法律专业人士的分析，本案的代理模式确实符合风险代理的特征，但高达百分之六十二点五的收费比例，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合理的范畴。   他们认为，即便律师在案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此高的收费也有违律师行业的职业道德和初衷。   在与律师沟通无果后，韦先生向广州市律师协会提起了投诉，但声称迟迟未收到明确回复。   无奈之下，他只能求助于媒体，希望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推动问题的解决。   事件曝光后，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公众的看法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   一部分人对韦先生的遭遇深表同情，认为律师的行为无异于在别人家庭的伤口上撒盐。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律师，认为这是契约精神的体现，韦先生不应“过河拆桥”。   笔者认为，法律服务不应成为一场零和游戏，律师在追求合法利益的同时，更应坚守职业伦理的底线，尤其在面对弱势群体时，应给予更多的善意和清晰的告知。   对此，你怎么看？ 信源：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