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对李先念说：他们很注意我，你去叶帅那里走一趟 （1976年9月11日清晨）“老李，你去玉泉山替我跑一趟。”电话那头，华国锋把声音压得极低。李先念只“嗯”了一声，随后两人同时挂断，整个通话不到十分钟，却足以搅动中南海那一池深水。 短暂的宁静被沉重空气压得透不过气。九月的北京，一片灰黄。毛泽东的灵车刚刚驶过长安街，那条路此刻看不见欢呼，也听不到口号，只余低沉的悼念。此前八个月里，周恩来、朱德相继离世，唐山大地震撕裂大地。对很多人而言，1976年仿佛被暗色帷幕罩住，连呼吸都带着砂砾味。 然而真正的漩涡在人民大会堂内。四人帮仗着舆论机器、组织渠道、亲信网点，摆出“接班”的阵势。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咄咄逼人，话锋针针见血，甚至直接拿华国锋“资历浅”说事。讽刺的是，毛泽东留给华国锋的那句“你办事，我放心”，却被他们当作“尚未盖棺”的口实反复翻弄。孤立感随时卷土重来。 更棘手的是安全问题。华国锋在住处门前能清楚看见陌生面孔换班，院门外还停着几部并不常见的212吉普。8341部队值班哨兵虽然仍听指挥，但暗线里到底谁在通风报信难以摸清。就连那部红色保密电话，华国锋也怀疑被做了手脚。想找叶剑英谈，却不能贸然上门——一步走漏，前功尽弃。 此时，他只能选一个稳得住、闯得出去、能说服叶帅的人。李先念成了最合适的那张牌。西路军余火、湖北抗战、新中国财经统筹……李先念的简历在政治局老同志里几乎挑不出裂缝。更重要的，他对“四人帮那一套”心里早有七分厌烦，剩下三分只是等待时机。 李先念也清楚风险。跟车、监听、尾随，一环都躲不开。9月12日一早，他在钓鱼台做了个“植物园散心”的口头请示，随后乘座车缓慢驶向北郊。车过圆明园时突然调头，拐上西山盘山路。跟线的吉普没料到这一折返，被甩开数百米，可那辆车顶上可疑的高频天线让李先念不放心。司机踩下油门，眼看仪表盘指针逼近七十，“老李”才闭目养神似的说道：“别急，稳点儿。” 车停玉泉山脚。值班战士见李先念，只简单敬礼放行。叶剑英已经站在小径上，外套随意披着，草鞋上沾了露水。开口没称呼，直接问：“奉命而来？”李先念点头，却竖起食指放在唇前，示意慎言。两人推门进屋，随手扭开收音机，把音量调到最大，正好是播放国际台英语新闻，嗡嗡不清。此后十五分钟，他们不说一句话。叶帅递来白纸黑笔，李先念先写：“斗争不可拖。”叶帅回一行：“要快也要稳。”又写：“三处要害，先控新华社、广播、警卫部队。”再写：“8341可统一指挥。”两人对视，微微点头。 细节很快敲定：叶剑英负责联系中央警卫局和空军，确保京西电台在关键夜晚不被夺频；李先念牵头起草临时中央会议决议草案，提前让陈锡联、吴德等人心里有底；华国锋坐镇中南海，必要时以中央副主席名义下达加急电报给几大军区，先声夺人。叶剑英在纸上补了最后一句：“106后，凌晨1时前稳定局势。”106即10月6日，暗号一出，时间表就此锁定。 不言而喻，离开玉泉山的那一刻，李先念相当于把半条命交了出去。返回途中，他故意在颐和园东门停了十分钟，下车抽一支烟，给那些盯梢的人制造“休闲”假象。有人事后回忆：那天傍晚，李先念脸色反而比上午散步时轻松，好像把一块巨石从肩头扔进昆明湖。 接下来的二十余天，北京政坛看似风平浪静。纪念毛主席的群众活动、各省汇报电报照常往来，四人帮还在准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后续文件，根本没嗅到异常。9月29日晚，王洪文在招待所提到“华主席”时还故作轻松：“他怕是熬不住吧。”谁知第二天的简报里，华国锋已批准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名义检查首都战备。那是一记极轻的敲门砖，只要内部人懂得看门道，就能感到气压正在改变。 10月6日夜，两辆没有车牌的吉普先后驶入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分批被请“谈话”，刚落座，电话和门锁同时被切断；与此同时，中央广播事业局、新华社总机房由8341特勤接管。叶剑英半夜一点签发命令，天安门广场照常升旗。北京城睡得踏实，真正的风暴只在不到三百人之间卷过。 7日早晨，《人民日报》刊出短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隔离审查。”有意思的是，很多市民先从上海《文汇报》电讯上看到这一行字——印制时间更早，夺取喉舌的计划可见精准。当天中午，华国锋与叶剑英、李先念并排坐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宣布“党中央、毛主席路线得到捍卫”。其余人只是静静鼓掌，没有口号，没有欢呼，仿佛担心声音惊扰了仍在灵堂的伟人。 事后，国外媒体纷纷猜测“宫廷政变”“军人干政”。实际上，决策核心不过三人，动用部队总数也不过两千。多数北京居民直到国庆阅兵取消的消息传来，才明白朝局发生巨变。不得不说，相比以往刀光剑影的党内斗争，这一次更像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伤口最小，目标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