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在台湾蛰伏了42年的我党地下工作者，伪装身份回到大陆。到家后，却看到一屋子来回跑动的孩子，他不禁皱起眉头：“我42年没回来了，这些孩子是谁的？” 1988年，谢汉光踏上了回家的路，他从台湾辗转坐船、转车，走了数天才到广东丰顺老家，海峡两岸的变化太大，沿途的城市面貌已经陌生，街道比记忆里宽阔了许多，来往的人群说话的口音也显得生疏。 他一路走一路回想离开时的情景，心口像被石头压着，为了不引人注意，他仍旧维持多年来的伪装身份，低头快步前行，生怕被人多看一眼。 谢汉光在门外停下时，才发现房子早已翻修过，木门变成了铁门，院墙也高了许多，他的手停在门上，迟迟不敢敲，院子里传来吵闹的脚步声和孩子们的笑声，等到门开的一刻，眼前的景象让他愣在原地。 院子里有一群孩子来回奔跑，几个年轻人正忙着照看孩子，场面热闹得像个大家庭，谢汉光眉头紧皱，他离开四十二年，这个家早已超出了记忆。 曾秀萍出现在门口时，已是满头白发，神情复杂，她走近眼泪落在脸颊上，院子逐渐安静下来，孩子们停下脚步，年轻人低声招呼他们回屋。 谢汉光被带进屋内，原来他和妻子的儿子如今已经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屋子里跑动的孩子，是他的孙辈，谢汉光听着妻子讲这些年的事情，手在颤抖。 1946年春节过后不久，组织交给谢汉光新的任务，要他以教师的身份秘密潜入台湾，开展地下工作，他只带了一个旧皮箱，没有时间犹豫。 到了台湾后，他用一个失踪青年的身份登记，在林业局挂职，为掩护身份，还要在外人面前假装有家庭，他一边完成联络、传递情报，一边过着表面平静的日子，每一个夜晚都小心提防，随时可能被捕。 1950年，台湾的地下情报网遭到毁灭性打击，叛徒被捕后供出了大量信息，近五百名同志被抓，很多人牺牲，谢汉光的名字被列入通缉名单，他只凭上级紧急传来的密报和少量经费逃出城市，连夜躲进台东山区。 他在山里编造了新的身世，获得老乡的信任，从此变成了“叶依奎”，成了深山里的农民。 那之后的三十八年，他不敢写信，不敢打听消息，日子过得单调而沉重，每天种地、砍柴、养几只鸡，村里有人劝他成家，他只摇头拒绝，心里始终记得海峡另一边的家人，他不知道妻子是否还在，也不敢去想。 台湾政策放宽后，谢汉光终于有机会回大陆，他拿出那张用了几十年的假身份证，设法回到了丰顺老家。 与妻子重逢后，他意识到自己无法长期用假身份生活，于是开始四处奔走，写报告、找人证明自己是谢汉光，这个过程比想象中艰难，战友大多牺牲，健在的人分散各地，很多事情已无从查证，他一封封信寄出去，大多石沉大海。 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联系上了大学时期的老同学陈仲豪，陈仲豪能够证明谢汉光的身份，党组织也调取了当年的档案，最终恢复了他的真实身份和党籍，谢汉光得以以真正的名字生活，重新回到家人的身边。 家里的年轻人逐渐多起来，孙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热闹得不像当年的那个小院，谢汉光偶尔坐在屋门口，看着妻子忙碌的身影，听她讲这些年教书、种地、抚养孩子的艰辛，她没有改嫁，一直告诉孩子父亲是英雄，从未放弃希望，谢汉光听得很久，只说自己错过了太多。 他回家后没有提出补偿，也没有诉说这几十年的苦难，身份恢复不久，他就开始为那些牺牲的战友奔走，帮助申请荣誉，想办法让他们的名字被人记住，家人们知道，他心里最在意的是战友和组织，而不是自己。 谢汉光的一生极为普通，也极为沉重，四十二年隐姓埋名，四十二年孤独守候，他与妻子用各自的方式坚守了信念和家庭，他们并未留下轰轰烈烈的事迹，但在历史的洪流中，这些微小而真实的付出值得被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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